1960年，范承祚（左二）在为毛泽东主席翻译

    “土法”导航夜飞巴中边界

    1966年6月下旬，周恩来总理圆满完成了对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欧亚四国的友好访问之后，决定日夜兼程，由巴国的拉瓦尔品第出发，取道巴中边境喀喇昆仑山狭窄的因地拉科里山口飞回祖国。中国总理一行乘坐“伊尔-18”专机，从西往东低速飞行。

    应该说，机上20几名“乘客”，首先是总理，经过半个月马不停蹄的访问，确实非常劳累了。周恩来出国访问历来轻车简从，比如这一次，不成文的规定有：副部长们不带秘书，多数随行人员“轮流换工”。以我为例，访问阿尔巴尼亚时当主要翻译，到达别的国家，则记录会谈或起草简报，甚至还做过代表团的行李管理员。这次周恩来出访，再次显示了这位中国总理的麾下，干部“-专多用”，不会人浮于事。

    这次回归夜航，人们心里踏实，因为已不再有工作要考虑。此刻，专机舱内主要灯光已经熄灭，不少同志已入梦乡。可是在后侧的小舱内，灯光透帘，敬爱的总理还没有休息。

    机翼平稳，机身移动，缓缓驶近山口。总理在机长引领下，轻步穿过大舱，走进驾驶室。他深情地凝神下望，睡醒一觉的人也从各自座位的两侧窗户俯视。大家在跟总理望什么?祖国一侧山沟里从西往东有三堆篝火熊熊燃烧。子夜里，容光焕发的周恩来在向本机组祝贺顺利通过山口的同时，下令发电，一是赞扬我边疆军民迎专机“土法”导航成功；二是感谢并慰问他们。

1964年，范承祚（左二）在为周恩来总理翻译

     遭祸时刻获毛主席周总理关怀

    周恩来是新中国任期最长的主要领导人之-，为党为国日理万机、昼夜操劳。然而，他心里仍然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帮他们排忧解难。当年，我自己就受到过总理一次又一次的关怀，对此体会颇深。

    在“文革”处于高潮的1968年春，我陪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到天津访问。某些接待单位不仅要客人同他们-道唱《东方红》、读“语录”、呼“万寿无疆”，而且还要外宾在毛主席像前行“三鞠躬”礼。当后者被大使婉拒时，某负责人还要译员再次“提醒”客人。当时，我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并说“这叫做强加于人，不符合主席思想”。稍后，该负责人将我的话上了“纲”，报给外交部相关主管领导和派出单位，于是我被诬为“反对毛主席”而遭一场彻夜的“批斗”。此事惊动了中央两位主要领导。毛主席指出“如此整人，毫无道理”。周总理则亲临外交部召开一个司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并指名要我也到会。他在讲话中专门指示：不准许各地让外宾搞上述“四大件”，因为“这不符合主席思想”。总理还令我向与会者简介“四大件”的相关内容。这一非同寻常的关注使我遇到的“大祸”立刻烟消云散。

    还有一次“祸从口出”，不过不是我，而是我妻吴丽华；不是她“反对毛主席”，而是“反对林副主席”。我因受株连而靠边站了三个月。吴丽华和她的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研究所的同事们，1969年国庆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因未见到林彪出现在城楼上，吴说了一句话：他大概因身体弱一点而到后面休息室里休息去了。稍后，流研所的“文革”两派打“派仗”，对立面就抓住吴讲的这句话，上“纲”为“反对林副主席”。因此，吴被关进“牛棚”，我则受株连而被审查、靠边站。一段时间内，毛主席、周总理因未见到我为他们当翻译而得知上述情况。1971年初春，外交部从毛主席处传来了“向小范问好”五个字，周总理则召集我参加由他主持的翻译工作会议，并在“乒乓外交”之际派我加入由黄华、章文晋牵头的接待来华的外国乒乓球代表团的工作。一时间，吴丽华和我们家面临的又一场“灾祸”告吹了。

    1969年“五一”之夜，毛主席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空前的高规格，在节日的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阿尔巴尼亚新任大使罗博夫妇，并与之合影。斯时，毛主席用“使眼色”和招手的动作，让我也参加进来。在我很感为难、不敢上前之际，周总理当场说：“小范，上来!是主席让你照相呢。”照完后，我心里仍惴惴不安，寄希望于摄影记者用“裁去我”的办法将此图片见报。我远未料到，周总理亲自处理了这件“小事”，那是多么体贴入微、关心备至啊!节日之夜活动结束、总理返邸后的第一件事是：立即打通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电话。总理说：“明天的《人民日报》等报纸将刊出一张重要图片，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见阿尔尼亚新大使。参加照相的，还有范承祚。此图片见报后，如果有人非议此事，就说：是主席和我让他上去照的。”

    我曾经用下列诗句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尤谢他们解救我和家人免遭“口祸”之灾：

    春雷声响促冰融，和煦风吹逐季冬。

    一语千钧关注重，化为动力感由衷。

    （范承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