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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宏、刘志光:“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的归国学子
作者:程宏、刘志光      时间:2015-03-12   来源:共识网
 

  1950年代留美学者的“归国潮”有两次,第一次从1949年8月新中国即将成立开始,到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发布明确禁止学习理、工、医、农的中国留学生离境的法令为止,共约950人归国。第二次从1954年7月美国逐渐放松和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令开始,到1957年中国大陆开展反右运动为止,共约200人归国,此后回国潮峰消退,归国者成为个例。至“文革”前,两次“归国潮”总数约为1200人。1955年9月15日在旧金山起锚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第60次航程,是第二次回国潮中比较典型的航次,由于搭载了包括钱学森夫妇在内的24位留美学者,这个航次倍受瞩目。跨域近60年的沧桑,它是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经典案例。

  归国情真切,中美谈判起航程

  1950年代留美学者归国潮的形成,首先是这些40年代留美学者思乡恋家情结和民族自尊感使然,其次是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心态,三是在新中国宣传感召下,对新政权抱了很大期望。特别是在美国的两个中国留学生组织 —— 中国留美科协和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协会(CSCA),在中共秘密领导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归国潮的终止,起因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第二次归国潮的兴起,则与关于朝鲜战争等问题的日内瓦国际谈判结果有关系。1954年4月至7月,苏、美、英、法、中等5国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外交会议,主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这次日内瓦会议的谈判结果之一是开启了1950年代中国留美学者的第二次归国潮。

  出于国家与国际关系等因素,中美双方表面上都否认中国留学生回国是朝鲜战争战俘交换议题的一部分,这是外交方式技巧问题。事实上,在朝鲜战争战俘交换问题的国际谈判桌上,中国多次要求美国放弃阻拦想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离境,而美国当局对外一直否认存有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禁归”问题。

  1955年6月11日,美国国防部给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份备忘录,对中国留美科学家要求回国的问题作了分析。认为二战以来中国留美学生约有5000多人中,有110人掌握足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科技知识,其中有两人,钱学森和王大卫,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高度机密的国防计划,不能离境。王大卫不像钱学森那样为世人所知。据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学院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寻访的结果,王大卫原名王克信/Kehsin Wang,1919年生于北京。9岁随父赴美,1940年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参加航空风洞实验室的辅助设计和校准工作,1943年在南加州加入Aerojet(航空喷射)公司并长期在该公司各地分部工作,参与奈克(Nike)导弹引擎的设计。2011年,王克信在接受王作跃电子邮件采访后两个星期,突然病逝。

  1955年8月8日,中国代表团团长王炳南在谈判桌上提供了钱学森被美国扣留的证据,要求美国当局撤消对钱学森限制离境的禁令。8月13日,美国公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国防部同意释放的决定。

  1955年9月10日,中国方面首先释放了12名美国飞行员。不久,钱学森接到了可以离境的通知,立即购买了APL公司(美国总统远洋公司)9月17日起航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第一轮归国潮中,不少人的船票是美国政府免费提供的。而第二轮归国潮全部都是自费的。普通舱(T2级,相当于三等舱)票价约270美元,差不多相当于多数人一个多月的工资水平。

【图1】钱学森在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中的船票,由T-2级升为O-1级。补交了291美元。钱学森图书馆提供。

  钱学森回国了,然而王大卫没有回国。1955年9月16日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不想离开美国的声明,2011年王克信又向王作跃表示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回国。

  向祖国致敬,太平洋上雨如丝

  1955年9月15日,美国旧金山,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王祖耆沈学均夫妇等二十位中国留学人员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3]。17日途径洛杉矶,钱学森蒋英夫妇、李正武孙湘夫妇等4人也登上了该船。至此该船已搭载了24位中国留美学者。因钱学森5年来被美国当局禁止离境而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在洛杉矶码头,各方媒体蜂拥而至,欲争先采访。钱学森对此一概予以拒绝。美国当局在钱学森上船前向他通告:整个旅途中不要离船上岸,否则不能对他人身安全负责。

  在洛杉矶起锚后,24位中国留学人员在钱学森的倡导下,成立一个“同学会”,他们的6位未成年子女也以成员身份加入进来,编辑了一张30人的名单。由王祖耆动手刻板和油印了几十份同学录,分发给大家:

  王祖耆、何国柱(携子女何乃君、何乃知)、沈学均、李整武(携子李启平)、洪用林、胡聿贤(携子胡传朔)、陈炳兆、孙湘、陆孝頣、许国志、许顺生、张士铎、张发慧、冯启德、疏松桂、钱学森、钱蒋英(携子女钱永刚、钱永真)、蒋丽金、刘豫麒、刘尔雄、刘骊生、戴月棣、肖伦、肖蓉春。

  【图2】《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归国同学录》,此复印件(经去噪处理)为1990年疏松桂接受王德禄采访时提供。

  何国柱的女儿何丹蕾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克利夫兰号起锚前两个月,母亲刘豫麒刚刚做完剖腹产生下次子。父亲何国柱在工作之外又要照顾母子三人的生活,加上紧急处理其他工作事情,结果到了登船时,没有时间卖掉房子和汽车,而卖掉家具的钱全部买了书,她父母托运上船的专业书籍和资料整整装满了六个铁皮箱子。船开出港后,身体虚弱的母亲就开始头晕且不停呕吐,不能正常进食,新生次子何乃知被迫断乳,好长时间不能适应奶粉喂养。一岁多的长子何乃君刚刚学会走路,蹒跚乱跑,父亲就用绳子拴住他的腰中,以控制对他的可照看距离。

  肖伦在船上即兴写了一首步鲁迅先生韵的诗:“破浪乘风赴国时,太平洋上雨如丝。去国‘八’年余血泪,登舟‘卄’宿见旌旗。精卫衔木期填海,刑天干戚倩题诗。寄语同舟须努力,功成建国着班衣。”写完后,洪用林在手稿上加了一句“高山滚鼓”的评语。而肖蓉春则加上了一句“记得今年葫豆好”的评语。

  9月21日,轮船行至夏威夷海域,恰逢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的儿子胡传朔一周岁生日。同学们开了一个庆祝派对。大家买了一只蛋糕,还送给胡传朔一张贺卡。贺卡的一面是“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的照片,另一面是大家的签名。遗憾的是,这张贺卡在文革期间被胡聿贤戴月棣夫妇烧掉了。

  10月1日轮船行至马尼拉海域,正逢新中国的第六个国庆日,大家搞了娱乐性庆祝活动。钱学森吹起了竹笛,蒋英和小孩唱起了革命歌曲。钱学森在航程中除了阅读科技书籍期刊外,和许国志聊天的时间很多,内容包罗万象。钱学森建议许国志搞当时“二战”中为作战应用而发展起来的新学科“运筹学”。许国志上大学念的是机械工程,在美国转到数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又到气象系工作。许国志后来进入了这个学科,早期的“运筹学室”挂靠在钱学森的中科院力学所,后来并到数学所。蒋箭平认为其父亲回国后选择运筹学作为学术研究方向,并取得较大成绩贡献,这都与钱学森在回归途中的谈话密切相关。

  何国柱在1990年接受王德禄采访时说到,美国国务院派员随船航行,秘密监视和“押送”他们24位留学生中的一位,原因是他可能因暴露了中共地下党身份而被“驱逐出境”。轮船沿途停经檀香山、横滨、马尼拉时,其他乘客都可以上岸游玩,唯独让他呆到船舱里,不准上甲板和登岸。2012年王祖耆接受采访,被问及这个人是谁时,王祖耆认为这位留学生应该是陆孝颐。理由是王祖耆回国以后得知,当时24位同学只有陆孝颐一人为中共地下党员。

  在轮船抵达香港海域时,王祖耆说,鉴于当地各媒体的政治倾向性不一,全体留美同学开会商定了3件事情:1,不接受任何媒体的口头采访,以防歪曲语意;2,提前起草两份声明,一份准备在香港发表,一份由许国志起草准备在广州发表;3,指定两位体格较好的同学保护钱学森。

  王祖耆还说“香港公开信”是他起草的,是一个约一、二百字的简短声明。题目是什么,大家都记不清了。内容大意有两个,一是感谢祖国,二是谴责美国当局多年无理阻扰他们回国。

  【图4】1955年10月8日克利夫兰轮抵达香港海域,姚历农提供。后排左起第6人,很象许国志(许修平辨认),第7个人很像王祖耆(王祖耆辨认),第9个人很像刘豫麒(何乃知辨认),后排右起第1、2人为肖伦和肖蓉春。

  许国志蒋丽金夫妇的儿子蒋箭平接受作者信函采访时说“广州公开信”是许国志起草的,原来题目套用了法国作家左拉为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受迫害事件写给总统菲利斯·弗尔的公开信的题目——《我控诉》(J'accuse)。许国志起草这封公开信后,拿去请钱学森审阅。钱学森很慎重,建议许国志把这个《我控诉》的题目改掉,以免有哗众取宠之嫌。许国志认为钱学森说得对,随即照办。

  1955年10月8日上午,邮轮抵达香港海域,没有靠岸,大家从邮轮上转乘小船到了九龙,再从那里换乘火车去深圳。在九龙火车站,迎接人群很多。大家进入周围站满了警卫人员的候车厅,警察堵住记者近两个小时,但最后还是被记者冲进了候车厅。每位同学都被记者包围着,被询问各种问题。大家按照事先约定,均不回答任何问题,而钱学森则用了一些带有外交方式的语言予以婉拒和转移了提问。王祖耆忆述,为了尽快摆脱媒体纠缠,避免节外生枝,他伺机找了一位香港进步报刊,好像是《大公报》或《文汇报》的年轻记者,将事先准备好的“香港公开信”悄悄递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反映敏捷,揣起草稿就离开了现场。这个公开信随即在香港媒体表了,但是后来大陆的媒体始终没有报道“香港公开信”这件事。王祖耆认为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内容过于简单,所述内容在随后的“广州公开信”中都有表达,二是,“公开信”首发地点不合适,当时到了香港还不能算到了中国,感谢祖国的话应该到了大陆后再说。

  在九龙候车期间,王祖耆和另一位留学生担当起贴身“兼职保镖”,一左一右,寸步不离钱学森。到了深圳,算真正进入了国门。同学们向媒体提交了“广州公开信”,题目叫《向祖国致敬》。这公开信发表在1955年10月9日后不几天的广州地方报纸上,全文400余字:

  向祖国致敬

  今天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觉得无限的愉快和兴奋。过去四五年来,因为美国政府无理的羁留,归国无期,天天在焦虑和气愤中过活。现在靠了政府在外交上的严正有力支持,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舆论上的援助,我们才能安然返国。我们向政府和所有帮助我们的人民致谢。

  回想解放以前,人民生活困苦,国际地位低落。再看现在的祖国,充满着生气和希望。处处在大量的建设,人人都快乐的奋进,短短的几年中有这样的成就,简直是一个奇迹。我们深知这奇迹是国内父老兄弟姐妹们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下,用血汗取得来的。但在那最艰苦的解放建国初期中,我们身在海外,无法来尽我们应尽的责任。今天却回来分享这做一个新中国人民的光荣,实在非常惭愧。

  从旧社会里出来,又多年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里,一旦回到人民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来,思想上一定会落后,不自觉地仍有余毒,我们要抱着决心处处去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仍要全心全力在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来参加建国工作。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迈进。

  克利夫兰轮十月八日由美抵港全体归国同学(签名,略)

  【图5】,“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归国同学到大陆后发表的声明《向祖国致敬》,此复印件为1990年疏松桂接受王德禄采访时提供。

  船在公海时,钱学森曾接到国内发来父亲的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政府将托人在边境车站接你。”火车到了深圳后,地方政府官员已经在那里迎候,朱兆祥[4]受陈毅副总理之命,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也在其中。外交部对回国留学生持有的“中华民国护照”予以特别处理,办理了简单的通关手续,之后再转乘火车到了广州。在广州大家更是受到各界代表和广东科协的热烈欢迎。大家参观了市区和两个博物馆。几天之后,大家分为两大组,一组去了北京,一组去了上海,首先回家探望自己的亲属。大约一个月后,集中在北京高教部留学生管理司报到,住在前门鲜鱼口的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工作,之后一个多月到两个多月,才陆续奔赴自己的工作岗位。朱兆祥陪同钱学森考察了全国南北10余座城市的工厂、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帮助钱学森筹建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回国途中,还有个跟留学生有关的小插曲。当时船上还有个美国人一直在陪护着一位患精神病的中国女学生。王祖耆忆述,战后在中国的天主教会设立了奖学金,资助一批中学毕业的小留学生赴美读大学,这位女生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她不适应国外生活,患了精神病,美国慈善机构派人护送她回上海家乡。在途中,王祖耆夫人沈学均和这位美国人多有接触,取得了信任。船到了香港后,护送任务基本完成,美国人觉得任务已经完成,不必去深圳了,就委托沈学均将她护送到深圳。当天同学们在香港换乘小船到了深圳,沈学均将这位女生交给了从上海赶来在那里等候她的家人。

  粲然一甲子,功成建国着班衣

  这一船24位留美学者回国后,按照国家的分配,立即分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从此为祖国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其中钱学森对中国国防事业的贡献最为世人瞩目。他1957年被增补为中科院院士,肖伦、李正武和蒋丽金于1980年被选为院士,胡聿贤1991年被选为院士,许国志在1995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他们中走出来6位院士,总数仅次于1950年9月威尔逊总统号第17次航程中走出来的12位院士。

  这批以钱学森为首的回国学者对1950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大多已为世人所知,同时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归宿也很值得沉思。经多年寻访,24位留学生已经全部有了结果。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有5位依然健在,除了何国志,其余都在国内,他们都接受了我们的当面采访。遗憾地是一些名气不是很大,或是他们配偶没有很大名气的科学家,其追访的结果就不理想。其中较早去世的洪用林张发慧夫妇,国内没有子女,朋友、同事的人脉始终没有找到,他们的人生经历信息显得比较单薄。

  针对第二轮回国潮中的归国学者,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环境,当时有内部政策。周恩来有个批示,要求这些人一般不参加1957年的反右运动,并指示“三年不批,五年不斗,来去自由” [5]。然而这一船人同其他大多数回国留美学者一样,也没能完全逃脱其后的政治磨难,少则几个月的牛棚,多则几年的徒刑。其中张士铎和的陆孝颐命颇具代表性。

  张士铎是天津人,桥梁学家。1947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1948年赴美留学。获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硕士及博士学位,后任华盛顿州公路总局桥梁处副总工程师并获开业工程师执照。回国前,美国国防部(前)战争服务局找他谈话,想利用他为美国利益服务,让他回国后收集桥梁方面的情报。张士铎回国后 主动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个情况。可是1969年,在文革中却被翻出来,无中生有,被定为“美国特务”,由公安部门判处有期徒刑,关进提篮桥监狱。后于1976年获释,并予以纠正平反。2013年张士铎获茅以升桥梁大奖。同济大学派人到医院看望和送去奖励证书。张士铎先生目前听力严重失聪,已经不能连续说话,但对往事记忆犹存,并给作者提供了多年寻访未果的刘尔雄的去向下落。

  陆孝颐是天津人,水利学家。1946年毕业于天津工商学院土木系,同年8月经宋硕[6]介绍加入中共。1947年由地下党派赴美国学习水利工程,同时参加留美科协活动和CSCA(北美基督教中国留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动员进步留学生回国。1949年5月获乔治亚州技术学院土木学硕士学位,后在艾奥瓦州立大学水工研究所准备读博士。1951年因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美国当局禁归令而滞留美国。陆孝颐在美国曾引起移民局的注意,被移民局找去谈过话。1955年3月被联邦调查局传讯逮捕,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陆孝颐回国后,经宋硕向中央要求,被留在地方。先后在北京市都市规划委、水利局的水利勘探设计处等任室副主任和高级工程师。陆孝颐没有想到自己虽然接上组织关系,但长期被内部审查,被限制参加党内政治活动;文革期间又受到隔离审查、批斗抄家和强迫劳动。后来陆孝颐发现患有鼻咽癌,接受放疗,同时精神开始出现异常。1970年陆孝颐竟被错误地劝退出党,他常常自言自语道“我怎么就不是党的人了呢”。陆孝颐曾对朋友感慨地说:“党培养我十三年,我只给党工作了十二年!。话中十三年大概是指从1942年在燕京大学积极参加抗战到1955年回国;十二年是指从1955年回国到1967年文革这段时间。1972年尼克松访华期间,公安派出所还到陆孝颐家中告诫他不准出门。1979年,北京市水利局根据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文件《关于五十年代中期留美学生同美国政府进行斗争争取回国斗争问题的调查结论》,复查了陆孝颐的的历史问题,彻底还其清白。1981年陆孝颐因患鼻咽癌去世,1982年水利局党组织为其召开了追悼会,给予了很高评价。陆孝颐无子女,1982年夫人闵曾缦因忧郁症自杀后,按其遗嘱将全部遗产1万7千多元捐给水利电力部。钱正英部长批示将此款转捐给水电科学研究院。1983年12月,水电科学研究院下文批准“陆孝颐科学技术奖”章程并付诸执行。

  1985年10月,这一船同学回国30年时,钱学森和许国志张罗了部分在京同学,在海淀黄庄许国志蒋丽金夫妇家里举行了一次聚会。那时陆孝颐去世不几年,据说为了怀念和纪念他,他们还尝试收集陆孝颐回国后的资料,但未果。

  【图7】后排左起,许国志,蒋英,肖伦,蒋丽金,钱学森,疏松桂,刘豫麒,何国柱,肖蓉春,何国柱儿子何乃知,疏松桂夫人彭永如。前排左起:钱永真,钱永真之子,钱永刚夫人,钱永真丈夫,钱永刚之子,钱永刚,许修平。何国柱提供,许修平辨认。

  王祖耆在得知了他们这船上全部同学的归宿并且还有5人健在后,感慨地说:“他们的命运还算不错!”那个第60次航程,近60年的沧桑岁月,人们不会忘记那段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群体。

  洪用林(1916~1972)回国后在北京农业大学和沈阳农学院任副教授。

  陆孝颐(1925~1981)回国后历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市水利局水利勘探设计处工程师。

  陈炳兆(1911~1988)回国后任中科院上海冶金陶瓷所研究员。

  沈学均(1933~1994)王祖耆夫人。回国后在成都规划设计院、成都工学院和杭州大学外语系工作。

  冯启德(1925~1996)回国后历任中科院水工所副研究员、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刘骊生(1924~1998)回国后在南开大学分子生物所任教授,退休后移居加拿大。

  孙 湘(1916~1999)李正武夫人。回国后历任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核工业部西南技术物理所副所长。

  疏松桂(1911~2000)回国后曾任二机部九院设计部副主任,中科院自动化所副所长。

  肖 伦(1911~2000)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张发慧(1920~2000)洪用林夫人。回国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南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

  许国志(1919~2001)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所、数学所、系统科学所研究员。

  刘豫麒(1927~2004)何国柱夫人。回国后任教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后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外文部工作。

  刘尔雄(1924~2005)回国后在洛阳拖拉机厂,曾任副总工程师。

  许顺生(1920~2007)回国后任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究员。

  蒋丽金(1919~2008)许国志夫人。回国后任中科院化学所研究员。

  肖蓉春(1920~2008)肖伦夫人。回国后在外交部门工作,后任中科院经济所、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

  钱学森(1911~2009)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七机部副部长、国防部五院院长。

  蒋 英(1919~2012)钱学森夫人。回国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历任声乐系教研室主任、歌剧系副主任。

  李正武(1916~2013)回国后历任中科院、二机部五八五所、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院研究员。

  张士铎(1925~2015)回国后任同济大学道路桥梁系教授。

  何国柱(1922~)回国任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退休后移居美国。

  胡聿贤(1922~)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土建所研究员、所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工程地震研究中心主任。

  戴月棣(1923~)胡聿贤夫人。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土建所图书馆馆长,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所研究馆员。

  王祖耆(1927~)回国后历任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副教授、光电子系主任,杭州电子工业学院院长。

  本文承蒙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历史系王作跃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张现民先生提供部分研究资料,谨此致谢。

  【注】《百年潮》上刊登的原文有几处错误,例如王克信是在接受王作跃电子邮件采访两周后,不是两周前病逝的。另,近获悉张士铎教授2015年1月30日逝世。

  主要参考文献:

  1,疏松桂口述,王德禄采访,《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P277-287)

  2,何国柱口述,王德禄采访,《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P288-308)

  3,许国志口述,王德禄采访,《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P309-314)

  4,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P47)

  5,张纯如,《中国飞弹之父钱学森》(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P308-316)

  6,姚蜀平,《中国百年留学史——记百年十次留学潮》。

  注释:

  [1]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研究员

  [2]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3] 1947年为Bethlehem Alameda Shipyard建造,全长186米,船宽23米,时速20海里,排水量2.4万吨,379个等级舱,200个经济舱。1973年2月卖给海洋运输发展公司(董浩云集团),并更名为东方总统号。1974年在台湾高雄报废。

  [4] 朱兆祥(1921~2011)宁波人。1944年浙江大学毕业。曾任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辅导处负责人,中华全国科普协会常委,中科院力学所学术秘书,中国科技大学爆炸力学教研室主任,近代力学系副主任,宁波大学校长,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

  [5] 姚蜀平:《中国百年留学史——记百年十次留学潮》,http://yaoshuping.blog.caixin.com/archives/62301 。

  [6] 宋硕(1923~1969)本名钱宗澜,原籍浙江余杭,幼年到天津。1945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工系。解放后历任北京市委学校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北京高等学校委员会副书记、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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