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飞还说：“存在一些新问题，譬如有些使馆职工批评外交部怕字当头，有框框，不敢发动群众。有的说，我们在国外受资产阶级的包围，文化大革命应该搞得更热闹。有的说，你们就是怕有人逃跑，其实好的跑不了，坏的跑掉几个也没什么。……我们考虑，驻外机构有其特殊环境和具体情况，总的精神同国内一样，做法终究同国内有所不同，一方面保护使馆人员的革命热情，另方面要积极引导，坚决执行国内和国外有别的指示”。

 

　　三、1967年2月7日外交部指示我国驻外机构人员回国参加文革

 

　　1966年底留学生纷纷要求回国参加运动。1967年初，中共中央批准派往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向所在国有关院校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1967年1月，数十名留法学生和留芬兰学生回国途径莫斯科停留时，他们怀着强烈的“参战意识”，从资本主义国家来到当时被称为“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中心莫斯科。他们参照国内唱语录歌、呼叫革命口号那一套作法，去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敬献花圈，发生了“红场流血事件”。

 

　　极左思潮使外事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既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也被打乱、被破坏。为制止驻外使领馆混乱局面的继续恶化和防止某些过激作法，1967年2月6日，陈毅外长指示外交部起草一份有关国外文革注意事项的电报呈报周恩来总理。电报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不宜在国外使馆进行文化大革命，应国内外有别，特规定:我国大使馆和一切驻外机构不得成立造反组织，不许夺权，不许造反派监督当权派，已经成立的造反组织一律改为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还规定,驻外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人牵连进来。陈毅参照军委的方法，也规定了几条，如：不得揪外国人来批斗,不得强迫外国人接受我国的宣传品,不得强迫外国人背语录。还决定所有使馆党委应安排使馆人员分期分批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周总理阅后将此电报呈送毛主席审批。2月7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该文件制止了驻外使领馆文革运动向逆境发展。

 

　　根据国内指示，我国驻外机构多数人员陆续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和半外交关系的国家总共49个。同苏联、法国、朝鲜、古巴、埃及等47国家建立大使级关系，与英国和荷兰2国建立代办级关系。此外在奥地利、意大利、巴西、智利和黎巴嫩等国设立商务代表处，在香港设立《新华社》香港分社。

 

　　经国内批准,我国驻埃及使館決定，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何功楷参赞和徐仲夫参赞帶領二十几位同志回國參加文革。当时周总理决定，应留一位大使在国外，黄华刚到埃及不久，且埃及地位重要，所以决定黄大使留任。我国驻外其他使館的第一把手及多一半工作人員都陆续回国参加文革运动。之后，使館較平靜，留下来的工作人员的情绪也穩定下来。这一指示制止了驻外使领馆混乱局面的继续恶化

 

　　四、1967年-1969年驻外使领馆在国内开展的主要活动

 

　　当时外交部分散在东交民巷和东单外交部街几处大楼办公。使领馆回国人员全部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外交部老部开展文革。

 

　　（一）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人员自发成立组织

 

　　回国人员中除外交部的干部外，还有来自调查部（使馆文化处）、总参二部（武官处）、外贸部（商务处）等部门的干部以及某些省市派遣的工勤人员共约一千四、五百人。

 

　　没有外交官头衔的使馆工作人员回国后以驻在国使馆为单位，仿效国内的作法，按照主张打倒本单位当权派和不主张打倒本单位当权派的观点，后来又以“打倒陈毅”和“批判陈毅”划线,组织成立各自的战斗队。在各战斗队之上有两个大组织。它们是《驻外使领馆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驻外使领馆革联》，稳健派）和《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以毛泽东1966年9月9日对驻外使馆的批示“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的批示命名，激进派）。这两大派组织实力相差无几，只搞运动（主要是揭发当权派、开批判会、写大字报、学习文件等），没有任何对外业务。前者不同意外交部《联络站》（外交部掌权的群众组织,主张打倒“三反分子”陈毅、姬鹏飞和乔冠华）的极左观点；后者是《联络站》的同盟军。

 

　　回国的留学生也成立各自的组织。它們是：《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以及《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留学生归高教部领导，有些留学生有时也参加外交部使馆的运动。

 

　　整个外事口分为两大派：《外事系统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委员会》（简称《外事联委》，主张“批判陈毅”,即批陈派）和《批判陈毅联络站》（简称《批陈联络站》，主张“打倒陈毅”,即倒陈派）。《驻外使领馆革联》以及《归国留学生延安兵团》和《归国留学生红卫兵勤务站》主张批判陈毅，参加《外事联委》的活动。《驻外使领馆九·九兵团》和《归国留学生遵义兵团》主张“打倒陈毅”，参加《批陈联络站》的活动。

 

　　（二）批斗各自使馆的当权派

 

　　没有外交官头衔的使馆工作人员，即群众，可以组织成立战斗队，是“革命的动力”，揭发批判当权派。有头衔的外交官，即大使、参赞、一等秘书、二等秘书、三等秘书和随员等被称为“当权派”，是“革命对象”，被要求交待自己的问题，一般不参加战斗队。大使、参赞是革命的“主要对象”，大使首当其冲，参赞受冲击稍小。

 

　　驻外人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和一些年岁较大的工勤人员。除个别人“造反精神”特强外，战斗队里多数人都比较稳健、温和，火药味并不很浓，批判会开得还算文明。

 

　　揪斗各单位的所谓“走资派”，即各使馆的第一把手（大使），是抢夺“左派”、“造反派”旗帜的重要标志。各馆战斗队主要矛头针对各自使馆的大使，有些使馆的造反派对回国的大使们一抵达国内机场就要先来个下马威。

 

　　中国驻蒙古大使张灿明到北京机场后，驻蒙使馆战斗队先将他直接拉到战斗队，让他站在方凳上背语录，其目的是“先煞煞当权派的威风”。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杨公素深夜到达北京，一到机场即被使馆战斗队用车送到东单外交部老楼。造反派对他训话，约法三章，不许乱走动，不许串连，一切听战斗队命令等。战斗队还不许家属去机场接杨大使。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章文晋抵达机场后，造反派不让他回家，要他先到外交部先接受批判。陈毅获悉后进行劝止。造反派也置若罔闻，坚持要先杀杀章大使的威风。

 

　　中国驻缅甸大使耿飚回国时,《驻缅甸使馆战斗队》造反派不准家属接机。耿飚大使抵达北京机场后马上被拉到造反派的办公室，要耿飚大使先交代“问题”。

 

　　耿飚大使提出应该先向部领导汇报使馆的工作。

 

　　造反派蛮横地说：什么向部领导汇报!你还想搞反动路线那一套!你必须接受革命造反组织的审查,老实交代在缅甸使馆工作中所犯的罪行!还要交代你在任副部长时如何执行“三降一灭”资产阶级外交路线。

 

　　耿飚大使反驳说：大使回国述职,向部领导汇报工作,这是合乎规章制度和外事纪律的做法,怎么叫反动路线呢?我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是绝对没有什么罪行!我在外交工作中执行的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和政策,没有执行过什么“三降一灭”资产阶级路线。所以没什么可交代的。

 

　　这样硬顶硬抗了几个小时,造反派无奈地对耿飚大使说:你今天不交代,以后还是要交代的,躲是躲不过去。现在先让你回家,以后随传随到。

 

　　回家后,他夫人先期回国的胡赵兰香对他说,她回国后已多次被造反派叫去揭发问题。

 

　　驻法国大使黄镇回国,第二天使馆战斗队贴出对黄镇的“勒令”：1.自回国之日起，必须低头认罪，老实向革命群众交代，揭发、检查、批判刘、邓、陈外交部党委及其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罪行；2.黄必须每天劳动一小时，随时听候我战斗队的批判，服从我队一切调令，一切行动必须向我战斗队汇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勿谓言之不预，切切此令！丛中笑战斗队。

 

　　（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7年1月23日，先期回国的驻外使领馆人员召开“革命造反大会”，揭发了使领馆领导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及使领馆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2月6日,归国留学生中的造反派要求召开“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陈毅办公室来电话说：“不能开”。

 

　　2月9日,陈毅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馆的造反派组织代表时批评外交部造反派批资反路线是“发泄私愤”、“发泄感情”，并劝说 “不要伤害同志的感情”、“不要冲动”、“将来你们当了权，他们拿这一套来对付你们，你们作何感想？”并说“这样下去要犯方向、路线错误”，指出造反派 “搞左了，伤害了很多人”。陈毅还解释说：“现在看到同志被斗，我的血管就紧张了，以前是斗完马上去推出枪毙，不容你说一句话，我是刀下偷生”。“我讲这些话可能触犯一些人，我要惨遭牺牲。我愿意，我也不怕”。

 

　　2月16日,陈毅接见“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代表时批评造反派的极左行径，并说：“你们太猖狂，不知天高地厚”；“非常左”，“水平越来越低”，“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刘邓路线。今天轮到你们来犯这个错误了”。

 

　　2月24日,归国留学生决定在25日召开“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陈毅办公室打电话通知造反派说：①这样的大会没有得到总理和陈毅的同意，不能开；②如果一定要开，由造反派负责，党委、大使、参赞一律不参加。当晚十时陈毅接见“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十名代表。陈毅劝阻造反派不要开会，理由是“怕泄密”、“怕武斗”。

 

　　3月5日,陈毅办公室打电话给“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说：“这个会最好不开，如果一定要开，只限于小范围开，不请外单位，如红代会，中央首长不参加”。

 

　　3月10日,归国留学生造反派召开“控诉驻外使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行大会”。

 

　　3月13日,陈毅接见归国参加文革的大使和参赞。使馆当权派对造反派的批判“心里不服”，说造反派“不让讲话，不讲道理，乱上纲、上线”；表明双方对立情绪严重。陈毅劝说当权派：“个人吃亏受冤枉，换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同时他批评造反派的批判是“把所有大使都打成反革命，大帽子很多，没有具体内容”。他动员大使、参赞对群众做艰苦的思想工作，并说：几顶帽子戴上了，说服他们后再摘下来。

 

　　（四）揭发、批判领导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

 

　　大字报揭发的主要内容有:

 

　　（1）许多外交部副部长独占一幢楼房，各自配备秘书、专车司机、厨师、门卫等工作人员，有的还雇佣人服侍，由公家供给地毯、沙发、衣柜、钢丝床、写字台及其他大批家俱。

 

　　（2）×××大使从国外回来时带回四十多只箱子，大发横财；××副部长从香港购回一只电冰箱。××大使爱好字画，就以陈设美化使馆为名，不惜钜资购买大量高贵名画，供其欣赏。同时还利用困难时期大使不检查行李的机会，从香港买回面粉若干袋。×××副部长甚至不惜违反中央政策套用外汇，购买洋货。

　　

（3）外交部的老爷们长期养尊处优，四体不勤，一出门就要坐小汽车，而且车子还要新式的,西方的才行。国务院规定司局长上下班不坐小轿车，而这些老爷们拒不执行。例如，非洲司副司长××每次上下班都要坐小轿车，而且还经常发牢骚，问司机为什么老是开这辆破车。有一次他乘小汽车到育才小学接孩子，竟不惜耽误去机场迎接外宾的任务。   　　（4）这些老爷们的生活十分腐化，每个副部长、大使、司机一年的薪水好几千元，各自都有成千上万的存款。在国家困难时期，人民生活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可他们却可以照样大肆挥霍，他们每月除按规定供给肉、蛋、油、糖、香烟之外，还经常多分机关农场生的副食品，如打来的黄羊，捕来的鱼等等，有时还到钓鱼台国宾馆、友谊宾馆、国际俱乐部去吃喝玩乐。此外，他们还收受归国人员赠送的烟酒等礼品。   　　（5）这些老爷们不仅自己官气十足，享受特权，而且破坏制度，让其家属子女也都跟着享受特权。真是一人当官，全家享福。例如：有时举行招待外宾的晚会，很多有任务的同志都没有机会参加，可是我们的部长、司长们却能携带家眷坐在贵宾席上，甚至把保姆也带去。有时还违反规定，把他们的家眷带着参观保密的展览。这些老爷们还以私人关系代替组织关系，滥用职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叛徒薄一波的狗夫人曾“指示”干部司要把他的女儿分配到外交部，而干部司也就照办了。后来她又想要女儿到国外“锻炼、锻炼”，结果又如愿以偿。×××大使的女儿不愿在公安学校随班下乡劳动锻炼，他就通过非法途径，把女儿硬塞进外语学校，并指使专人为她单独一人开课。外交部豫王坟幼稚园甚至专门安排高级干部子女坐飞机浏览北京，让他们去开“眼界”。有的少爷小姐还经常充当代表团的成员随同他们的父母去游山玩水。   　　五、耿飚、黄镇等26位大使撰写批判外交部极左思潮、反对打倒陈毅、揭露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大字报   　　1967年9月，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多次指出王力8月7日讲话煽动起来的极左无政府主义思潮损害了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破坏了外交纪律。外交部广大群众和干部开展批极左（思潮）抓坏人的斗争。   　　1967年11月初,驻阿尔巴尼亚使馆人员贴出《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大使们开始频繁串连,也欲投入战斗。   　　文革前，耿飚（驻缅甸大使）住在东交民巷,黄镇（驻法国大使）住在东单东堂子胡同,他们是部级干部,住房比较宽敞。文革爆发后，外交部房管科的造反派借口反对“特权”,强行收回部领导的多余住房,让耿飚搬到黄镇腾出的楼上住房。这样他们成为楼上楼下的邻居,经常见面,客观上摆脱了造反派对他们的监视。   　　一天,耿飚对黄镇说：“我们是不是写大字报，对外交部的一些问题和那个‘王八七讲话’，表明我们的看法。”   　　黄镇欣然同意,并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们起草后给其他大使们传阅,赞成的可以签名”。   　　于是由黄镇执笔、耿飚出点子的大字报稿很快就写出来了。之后就在回国参加学习的大使们中传阅修改补充，最终共有26位大使签名（名单见后）。他们把大字报送交周总理审阅，希望得到总理的支持。11月12日,周总理接见了这26位大使,没有对他们大字报的内容发表意见,只是询问他们:“你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吗?”大使们异口同声回答是一致的。陈毅参加了这次会见。   　　同日题为“剥开伪装，追根查源”的大字报问世。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谴责在外交部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大字报反对“打倒陈毅”的口号，反对 “把十七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指出：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毒草把中国正确的外交路线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国十七年的外交成就说成漆黑一团。指出“王八七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窃取国家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犯了一系列极端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使外交部的运动和外交工作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亿中国人民丢了脸。大字报不指名的批评一小撮政治骗子。(全文见附件)   　　大字报贴出后,有一些没有签名的大使表示,他们当时没有见到大字报底稿,不然也会签名的。12月5日,黄镇、耿飚等人贴出第二张批极左思潮的大字报。   　　1968年3月批杨余傅和批所谓新二月逆流、老保翻天时，造反派在揭批会上,指责26人大字报为“二月逆流”新反扑，要耿飚交待“幕后策划人”，揪他们的后台，企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陈毅。耿飚毫无惧色地公开声明：“策划人就是我！”造反派恼羞成怒，又大声叫喊起“耿飚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的老调来，接着加强了对他的“专政”，还加重了他的体力劳动，打扫厕所。   　　耿飚和黄镇被造反派打成“耿、黄反党集团”，再次受到造反派的严厉批判；批判势头与文革初期一样地猛。随着耿飚、黄镇的问题上升到“耿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天上台挨斗，在他们之后签名的许建国、仲曦东、曾涛、康矛召4位大使，被扣上了“耿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刚”的帽子。开会时，造反派呼口号，耿飚、黄镇等挨斗的人也随着举手，可是喊到“打倒耿黄反党集团”时，他们就不举手。造反派冲着他们喊：“你们为什么不举手？”黄镇低着头： “我没有权利打倒自己。要是主席、总理说打倒我，我马上举手！”   　　毛泽东得知耿飚、黄镇因写大字报而被打成“反党集团”后表示,他们反对打倒陈毅，这没有什么错；他们反对外交部夺权，反对王力的讲话，那不但没错，而且反得对，反得好。什么“反党集团”，又是什么“二月逆流在外交领域的新反扑”，简直是乱扣帽子。   　　那时我国驻法国使馆又闹起“政治风暴”。毛泽东着急地对周恩来说：“快让黄镇去管一管呀！”周恩来面有难色地说：“他还没解放呢。”毛主席明确地说：“快让他解放呀！”   　　1968年9月18日，驻外交部的军代表找黄镇谈话，称毛主席让解放你。但必须作深刻检讨，斗私批修，取得造反派的谅解，然后才能恢复工作。军代表要他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黄镇就是不承认，提出要么照过去检查的稿子念一遍，要么不讲。军代表就让朱霖（黄镇夫人）帮助做工作。黄镇检查时，还是只承认有不民主等缺点，仍不讲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黄镇过关后不久，耿飚也从被解放出来。1969年4月“九大”时,耿飚和黄镇都当选为中央委员。   　　1969年5月6日，也就是“九大”闭幕后的第12天，周恩来专门找耿飚谈话。他说：“中央决定派你去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过几天还要派黄镇重法国复任大使。派中央委员去任大使，表明我国对发展中阿、中法关系的重视。你是‘九大’后派出的第一个大使。”   　　附：26位大使大字报的全文和名单   　　剥开伪装，追根查源   　　最高指示：“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   　　在伟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的总形势下，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遵照中央首长“九·一”、“九·五”的重要讲话,坚决响应总理十月二十六日的号召，奋起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积极投入了揪坏人、抓黑手的斗争，决心破获反革命案件，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我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我部文化大革命运动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形势一片大好。   　　我们在国外领导文化大革命学习和使领馆工作中，都曾经犯过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我们衷心地感激革命同志们对我们的批判，并诚恳地希望革命同志对我们继续进行批判、帮助和教育。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保卫社会主义事业的尖锐斗争中，我们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全体革命同志一道，积极战斗，决心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认为当前破获反革命案件的斗争，必须同追查极其严重的失密、窃密、查揪“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抓坏人、抓黑手的工作,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大家都知道，有一股反中央、反总理、反中央文革、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黑风，曾经一再侵袭我部。而王力“八七”讲话这株大大大毒草出笼以后，我部竟发生了篡夺中央外交大权，大量泄露核心机密，对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实行白色恐怖，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直至公然抗拒最高指示，犯了一系列极端错误和罪行，使我部运动和外交工作一度脱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使党和国家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给七忆中国人民丢了脸。   　　王力的黑手为什么能伸入外交部？王力形“左”实右的反革命路线为什么能得逞于一时？毛主席教导说：“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必须认真找出我部的内因。   　　我们认为，在内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我部确有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野心家。   　　姚ⅹⅹ（姚登山，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笔者注）、冼ⅹ（冼依，政治部副主任——笔者注）、邵ⅹⅹ（邵宗汉，研究室副主任——笔者注）之流是臭名昭著的政治扒手。   　　董ⅹⅹ（董越千，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笔者注）钻营投机，丑态百出。他和徐ⅹⅹ（徐以新，副部长——笔者注）同志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罪责难逃。   　　潘ⅹⅹ大使（潘自力，中国驻苏联大使——笔者注）早在5月间就提出了“打到陈毅”的错误口号，影响极坏。   　　陈ⅹⅹ(陈家康，副部长——笔者注）上窜下跳，是一个丑恶的跳梁小丑。王ⅹⅹ（王炳南，副部长——笔者注）伙同小丑，狼狈为奸。   　　陈ⅹⅹ（陈家康）之流的背后还有谁？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警惕和深思。   　　根据刘X同志（刘晓,副部长、党委副书记——笔者注）赴阿尔巴尼亚就任（大使）前向联络站代表（《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王中琪，外交部掌权造反派第一把手，新闻司科员——笔者注）的谈话（刘晓向造反派揭发部党委内部的矛盾——笔者注）与活动，和我们所掌握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刘X身为中央委员和部党委第一副书记，背着中央、背着党委，煽风点火，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包庇坏人，陷害好人，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两类矛盾，蒙骗革命群众，行迹十分可疑！   　　遵照毛主席“多思”的教导，我们现在先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外交大权必须高度集中，外交工作受权有限。刘X对外交部根据这一特殊性经常请示总理，横加指责，矛头究竟指向谁？刘X诬蔑外交部长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实际上否定十七年来外交工作的伟大成绩。这与陈XX之流对抗中央，反对总理，把十七年的外交工作说得漆黑一团，又何其相似乃尔？   　　第二，张XX罪恶滔天。刘X对张XX的罪恶却仅说“无非是”这，“无非是”那，就是不提张XX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