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图片 视频 音频 书签 博客 论坛 旧版入口
标  题
作  者
正  文
简  介
不  限
   
 
   
     
 
 
·吕端大事不糊涂..
·1949年以来中国..
·“文艺为人民服..
·中宣部“五七干..
·中宣部“五七干..
·“文化大革命”..
·1966~1976年我..
·任仲夷:因为梦..
·邓小平:政治体..
 
 
·钱钢:从唐山大..
 
专题特辑  /  怀念耀邦  /  口述耀邦  /  耀邦研究  /  电子杂志  /  背景参考  /  投稿
  网上纪念馆  /  耀邦家庭  /  耀邦年谱  /  耀邦著述  /  手迹文物  /  故居陵园  /  视点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背景参考 >> 背景分析
吴伟:我亲历的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
作者:吴伟      时间:2011-10-21   来源:共识网
 

    本文为作者在“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2011年10月8号—11号,由杨帆、张木生、李伟东组织发起,建川博物馆、共识网共同主办,水泥协会协办的“中国近代史研讨会”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的建川博物馆举行,秦晖、徐友渔、萧功秦、曹锦清、祝东力、黄纪苏、刘仰等十多位京沪学者与会,讨论内容包括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帝制中国与近代社会,告别革命史学,从权力斗争说和社会冲突说认识文革,当前的社会思潮,回归新民主主义等多个议题。共识网将陆续刊发本次讨论会的学者发言。


  吴伟:作为亲历者,我给大家介绍一下80年代中国搞的那次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情况。


  80年代中期,由邓小平极力推动、赵紫阳主持,搞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中共党的十三大上获得通过。在中共领导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它的缘起是起源于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个讲话是基于党内特别是邓小平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当时党内华国锋还在台上,小平刚刚复出时间不长,还没有成为事实上的一把手。是在这种背景下小平做的一次反思,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了讲话,这次讲话最后获得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讲话大家都看过,我就不再重述。这次讲话之后,照理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就应该提上日程,但是很可惜,讲完了以后就讲完了,无声无息了。

 

吴伟先生在发言——共识网

吴伟先生在发言(摄影:程仕才)


  为什么会如此?我的看法,一个是当时小平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思,特别是要解决党内的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崇拜问题,实际是有针对华国锋的意思。第二就是当时在党内刚刚复出的老同志当中还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第三就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还没有开始,客观现实没有这个基础和要求,原有的计划体制还在照样进行运转,陈云等一些老人家还在极力把中国经济拉回到50年代的轨道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提上党的议事日程。


  这段时间,中国政治体制有没有所改善呢?应该说是有所改善的,但不很明显。随着84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进入城市,进入了各个领域,改革在中央特别是在赵紫阳的支持下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在企业的扩大经营自主权和关于经济方面一些争论的逐步趋于统一。我说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争论就是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方面的争论,当时有两种说法,一种叫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主,这是陈云一贯的主张。另一种说法就是赵提出、邓也支持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说法。两个人的争论最后还是统一到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提法上来。实际上这里赵当时给中央写过信,也和陈云进行过交流,提出他的看法,计划调节不一定完全都是指令性的计划,计划可以分为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两类,这样就避开了计划和市场到底谁为主、谁为辅的问题,并且实际上冲破了所谓计划经济的束缚,把所谓指导性计划引入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逐渐出现了一个双轨制问题。双轨制的出现,产生了有人利用双轨制价差来搞腐败、官倒等一系列问题。另外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自主权的扩大,整个政府体制,原有的以计委为中心的计划经济的政府管理体制就已经开始不适应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要求政府简政放权,只要政府机构这个庙在,权力就不想放,这样就势必要求在政府体制上进行相应的调整。


  到了1985年前后,由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发展,小平也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不搞不行。


  我认为在邓小平的脑子里,他这时讲的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是行政体制改革,和他在80年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有重大差别,讲的范围就更窄了,他所涉及到的内容仅限于行政体制、机构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他为政治改革规定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和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第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同时地方各级也有一个下放权力的问题。第三, 精简机构。还有一个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些整个和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是相适应的。但是并没有上升到发展民主政治的高度。


  当时社会上特别是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相关理论界政治体制改革呼声很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方案和看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讨会也一个又一个地在开。那个时候,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方面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一个是体改所和发展组这拨人,这是体制内的,还有中央党校的一批人,社科院的一拨人,还有一些在野的比如陈子明、王军涛这些人,都提出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改革意见。加上当时的报纸、刊物,由于小平公开讲了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这方面讨论也比较放得开,比如当时的世经导报连篇累牍进行这方面的报道,在社会上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潮流,大家都在研究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在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国内和党内一些人再一次提出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从80年开始每逢双年就提一次反自由化, 隔一年再提一次,然后左派右派之间争论。这个反自由化的争论,对当时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研讨是有影响的,并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


  但是不管这个争论如何,在84年、85年到86年这段时间,中国整个政治气氛是相对宽松的,社会上对于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后,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各个大学、各个研究机构的知识分子们也都开始进行或深或浅、或范围广或范围窄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而恰恰又由于当时我们的中央领导层特别是实际操作一线的领导层是开明和开放的,如耀邦、紫阳这样的领导人在一线,政治气氛宽松就很自然了。


  张木生: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和现在比,已经放得很宽了。


  吴伟:对。


  张木生:81年发展组成立,两个人主要支持,一个是邓力群,一个是杜润生。我们给他们提交的发展组纲领是干什么的,就是三条,引进市场机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制社会,没反对的,书记处阅了一圈,没有反对的。


  吴伟:小平在1986年这一年就讲了二十多次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见外宾以及在内部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讲这个问题。他的这些讲话,主要出发点就是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到这个程度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


  但是邓从来也没放弃过他的反对西方国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议会制的看法,差不多每次讲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他都要说上一段绝不可采取西方那样的政治制度。他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就是指这个。1980年9月邓在讲到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党政分开放在第一位时,就指出绝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后来他也反复说,资产阶级讲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制、竞选、三权分立,我们能搞吗?


  张木生:很明确,他就说不许搞西方的三权分立。


  吴伟:对。


  在这种大形势下,中央在1985年的下半年就开始由耀邦主持开始收集一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中办调研室进行。中办调研室最早叫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后来改成中办办公室,再后来改成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就是吴稼祥那个单位,稼祥后来是中办调研室政治组的组长。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收集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资料。


  我当时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正好毕业(86年),原定中办调研室要我去工作,吴稼祥带着中办调研室的介绍信到中央党校调我,结果中央党校组织局的一个局长,一个老太太,说这个人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一句话就把吴稼祥给卷回去了。但是过了不久,老陈(陈一谘)告诉我,你先别回吉林省,在这儿等着,过不了几个月,中央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班子。到了9月份,中办正式通知我去开一个会。10月4日,在厂桥中办招待所开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当时到会的,有鲍彤、周杰、贺光辉、严家淇等办公室的四位负责人,陈一咨、陈福今二位行政负责人,还有从各个单位首批抽调上来的我们7个研究人员。


  会上,鲍彤介绍了有关情况。9月份的时候,紫阳给中央常委有一封信,这封信里就讲了,根据中央常委的意见,确定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建议由赵紫阳、田纪云、胡启立、薄一波、彭冲五个人组成研讨小组,赵紫阳主持这个研讨不是决策机构,职责是: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提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决策。然后中央其他几位常委同意圈阅了这封信,这样就正式由紫阳主持,由这五个人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这个研讨小组它不叫“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而是叫做“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没有“中共”两个字,就是说这个改革不仅仅是中共自身的研讨问题,也包括各个权力部门包括人大,政协等等,彭冲就是人大主持工作的副委员长。紫阳在那封信里还提到,在研讨小组下面设立一个办公室,负责搜集和阅读资料,召开座谈会,研究问题,提供建议。就这样,赵紫阳就找鲍彤谈,说中央成立这么一个机构,由你来负责主持,还有两个负责人,一个是周杰,中办副主任,一个是贺光辉,当时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鲍彤建议,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最好理论界也应该吸收有关人参加,建议增加严家淇为研讨小组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这样就一共是四个负责人。


  说实话,我们当时都有点奇怪,为什么研究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事不是由胡出面,胡是总书记,应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啊。可却是由赵出面,有点奇怪。当时没敢提出这个问题,但是心里有这种感觉。后来看,这个事表明,当时中央几位老人对于耀邦在下一届中央中的地位已经有了考虑,所以没有让耀邦来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


  当时在会上,鲍彤讲到我们这个研讨小组办公室是搜集资料研究问题、提供建议,我们不是决策机构,我们是研讨建议机构,我们研究室成立之后就要立即展开工作,从现在开始到明年十三大,只有短短的一年时间,在一年时间当中,我们要拿出我们的意见,起草出文件,并经中央政治局、中央全会通过,提供给十三大。鲍还说,我们研究无禁区,讨论中大家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没有任何打棍子扣帽子这些东西,但是宣传有纪律,因为我们现在是中央正式的研究这方面的班子,我们研究一点什么问题如果在社会上造成影响,影响面会很大。如果中央还没有决策就泄露出去,会造成党内社会上的混乱。谁泄露出去的谁要负责任。成立的会开完以后,马上这些人都集中到中办招待所,开始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第一阶段的工作就是确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目标、内容、步骤。这一段大概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一开始是搜集大量的资料,另外包括把原来耀邦的中办调研室的收集的资料也都借了过来。一方面搜集国内国外当时所谓社会主义各国的,波兰的、南斯拉夫的等等这些国家的资料,另方面就是大量开各种的座谈会,前后大概在中央政改办一年期间召开了80几次座谈会,这个座谈会一般都是省部级干部和重要城市的负责人,以广泛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


  1986年11月上旬,中央研讨小组开了第一次会议,,紫阳他们五个领导人到会,,并邀请胡乔木、邓力群参加列席。,在紫阳主持下,第一次会议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范围、目标等等做了一些研讨。整个研讨正式会议的过程,在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体制改革》中有详细的记录。这些问题我就不具体讲了。后来在搜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内部大家讨论碰撞,最后形成了一个共同意见,就是提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高度民主。长远目标,后来形成文字叫做“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个目标当时也是大家争论当中逐步形成的,到底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什么?经济体制改革当时已经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来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去考虑,应该从民主角度去考虑,应该叫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个是商品经济,一个是民主政治,在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提出两个对应的口号,来概括我们的改革目标。


  最后以研讨小组的名义,给中央常委写了第一封报告,中央常委也都圈阅了,没提出什么意见。当时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党政分开,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小平是反复讲的,但是当时在党内有争论,有人说应该是党内分工而不是党政分开,后来我们经过研究,觉得小平讲的有道理,分工是不同的人或者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职责上的划分,而分开则代表了国家机关和政党的本质区别,最后就采用了这么一个说法。


  二是下放权力。下放权力主要是按照小平的说法,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角度提出的,当时还没有概括出来叫做“小政府、大社会”的问题,但是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简政放权”,实际这个简政放权是对于行政机构来说的,是对于政府机构来说的。


  三是机构改革。机构改革方面,当时因为各方面都已经对机构再次膨胀反应强烈,这么下去不行了,所以要搞机构改革。


  四是要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当时的提法叫做改革干部人事制度,但是最后形成的方案,这里主要内容是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


  五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这方面的问题一开始在研究当中是没有的,是后来加进去的。这个问题是紫阳自己亲自提出来的。紫阳主要考虑,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这么一个过程当中,各个社会阶层、各个社会党派、各个社会团体、各种政治力量都会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和要求,要通过对话,通过协商,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协调关系,统一意见。后来他在动乱当中反复讲了这个问题,在民主和法制范围内来解决问题,这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


  六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就是讲党派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讲司法体制的改革。


  七是党内民主建设,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重点。


  当时还没有就这些具体研究展开,只是在研讨当中确定的一个大体范围,第一次会议后,确定在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下面成立了七个专题小组,分别都由不同的部门的领导人负责。党政分开小组的负责人是温家宝,当时的中办主任,干部人事制度小组是中组部副部长曹志负责,社会主义民主是由王汉斌(当时人大秘书长)负责。同时中央党校并行成立了七个专题小组,因为当时中央党校是中共培养干部的地方,专家最多,应该参加研究这些问题,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陈为仁负责。专题小组成立后,整个研讨就大范围展开了。研讨小组办公室叫总办公室,下面几个组又成立了自己的小办公室,召集各方面的人马力量,进行研究。我们后来统计了一下,大概总共有近300人参加。


  当时研讨小组办公室内部也分了几个组,分工以后就开始分别开座谈会,大范围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研讨,哪些方面的改革能很快开始,哪些东西不适合我们现在进行。社会上当时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改革意见,包括民主、宪政、选举、党派政治这些问题,在我们内部研讨当中,都进行了热烈的争论。当时规定就是内部无禁区,在我们办公室自己一开始是七个人,慢慢发展到了二十几个人,最多的时候发展到了三十个人左右,分了六个组,分别各自的讨论,各个组拿出来的东西再在全办公室内部进行讨论。


  应该说,近年来我们在讨论中经常提到的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党派政治等等问题,其实当时都讨论到了,都涉及到了。但是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要考虑到党内的能力,党内高层的承受能力,特别是邓小平等老人家的承受能力。他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就不要提,否则方案就通不过,就搞不成。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我走出这一步,几年后再走下一步可能就会阻力小很多,再下一步可能就更好走一些。现在要走的我提出来,将来要走的事我绝不讲,也可能十年后我再讲,十年后和现在的政治环境、条件相比就完全不同了。如果当时中央主要的这些老同志,和党内的高层干部不能接受,你在中央政治局、在党代会上就通过不了,那就等于这次政治体制改革流产,想再发动第二次是极其困难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涉及到,但能做的我才去讲,不能做的干脆就不讲,讲了现在就可能把这次改革搞夭折。


  李伟东:你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到底谈到最高峰的问题涉及到了什么样的政治框架设计,如果你方便讲的话。第二,给中央报什么。


  黄纪苏:党政分开,后来也没有实践,这跟中共的党国体制是什么关系?


  吴伟:关于党政分开的问题,今天我原来是准备分两个阶段讲,第一阶段是十三大之前的研讨阶段,第二阶段是十三大以后的实施阶段。我现在讲的是研讨阶段一带而过,主要内容十三大报告里全有了。最后我们形成的一个文件,一个是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这个文件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是正式通过的,并且通过决议,要把总体设想中讲到的主要内容写入党的十三大报告,十三大报告的一个部分叫做政治体制改革,主要内容都在那里,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你说我们当初提到了哪些东西,我刚才讲了我们现在提到的东西当时都提到了,但是要形成文件,就要有取舍。我刚才也讲到了要考虑到承受能力,能不能接受,原则就是能不能通过,特别是首先要在邓那儿通过。比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第一稿到了邓那儿就打回来了,邓就说了一句话,说是不搞三权分立,我看你们还是搞了一点儿嘛。我们已经谨慎小心到这个程度,如果让他首先通不过,就意味着拿不到党代会上去,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抹平了,加入了不能搞三权分立的内容,最后总体设想算是通过了。通过之后,拿到了十三大报告当中。鲍彤同时还是十三大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8月份总体设想这个稿子已经基本定稿了,中央常委也通过了,然后就在全国范围内,在党的高层征求意见,发到高层当中几千人征求意见。


  李伟东:就到了1987年8月份。


  吴伟:然后在北京又开了一次全国各地理论方面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包括王沪宁都到北京专程参加了这个会。经过了反复修改,最后才拿到十三大上正式得到通过。


  张木生:那个大家都看了,大家都清楚。


  吴伟:中央决定这拨人,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这拨人要留下一部分,成立一个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研究机构。十三大通过了,下一步就要落实,当中还会发生很多问题,要进一步研究。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预见到,虽然方案通过了,可落实中的阻力会极大,但是不管如何,十三大报告通过了算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因为在这么大一个党,有这么多的老人家,又有这么悠久的历史,而且有这么顽强的一个体制,要在政治上作出改革,真的很难。


  张木生:现在有许多同志不了解情况,他们老是认为中央想干什么事就能干成什么事,其实到中央的事,干起来比哪儿都难。


  吴伟:80%干不成,10%走样了。


  嘉宾:你刚才说的阻力主要还是老同志?


  吴伟:党内高干层。十三大后,中央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当时一共留下了17个研究人员,是中央的正部级机构,和中央农研室并行的两个机构,任命鲍彤为主任,鲍原来是国家体改委的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十三大以后,他就不再兼了,同时也不再兼任总理秘书,任命他为中央常委政治秘书兼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同时还兼任中央宣传小组、党建小组的成员。在这种情况下,在鲍的直接指挥下,开始了研究、贯彻十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工作。我记得赵紫阳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了总书记以后,开记者招待会,记者问到赵,你上任以后的第一件事要做什么,赵紫阳脱口而出:政治体制改革。赵认为他自己的位置变了,他不再是国务院总理了,他是中央总书记,他要执行的是十三大报告,要落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他的主要任务。

  十三大以后,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一共抓了多少工作,我大概给大家罗列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关于党内民主方面的改革。这方面的改革不是十三大之后,而是十三大之前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五年一次党代会,如果错过十三大之后就得是十四大再实施了,所以十三大就开始实施。这里最主要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差额选举,邓力群给差掉了。这件事在党内有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种体制上的程序上的重大的变化,是人们都看得见的。党内民主方面还有一个重大措施,十三大以后的第一次政治局开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议事规则和会议规则。过去在十二届政治局期间,常委很少开会,小平、陈云、李先念、胡和赵五个常委基本一年开不上几次会,也见不到几次面,这就不是一个制度化的体制。十三大紫阳担任总书记以后,第一次会就通过了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议事规则和会议规则,确定每个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每周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月开的政治局会要发消息,新华社要发公报,提高政治透明度。


  做的第二个事就是抓党政分开。其中有几个重大举措:


  第一,就撤销党组,从上到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部门当中全部撤销党组,这件事到89年初,国务院机构还有7个有党组的,其他已经全部撤销,而且这7个也在撤销之列。这是对于整个体制上的冲击和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冲击是极大的。


  第二,也是党政分开方面,开始了企业党委属地化,企业、大学、各个事业单位、基层党委属地化管理,就是要打破党内过去那种纵向条条块块的管理方式,比如这个企业是一机部管的,党委就是一机部直管,现在要把这个条条割裂开,直接削弱企业常委对企业运行的干预能力。


  第三,是关于企业党委的作用改变,企业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只起到监督保证作用的问题。这个也是彻底削弱了企业党委的权力和作用。


  第四,提出了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方面引起的风波极大。


  这是当时在党政分开方面做的几项重大工作。我在这儿说很容易,实际做起来,从人事上怎么划分等等这种关系极其复杂,阻力也特别大,因为要动人就涉及到利益关系。


  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机构改革,这个都是已经公开的,第二年召开了全国人大,对国务院机构进行了改革,这个我就不再说了。


  第四个方面进行的就是干部制度改革,我们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彻底摒弃所谓党管干部的说法,实现用人的管人,不用人的就别管人。过去有个传统说法,叫做“党管干部”,组织部对干部层层直接管理,一直管到哪一级,具体哪个干部的调配、考核、使用,都是组织部说了算。


  造成管人的不用人,用人的不管人。十三大提出,党对于干部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的领导总体上说就是政治领导,党对干部工作领导也是政治领导。


  提问:等于你们要把组织部给撤了?


  吴伟:也不是撤了,现在叫你把党管好,国家机关干部的调配,本来就和组织部关系不大,既然新成立了人事部,人事部就应该管国家公务员,这边加紧拟定国家公务员法,要把公务员的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这个没有实现,阻力很大。形式上《公务员法》通过了,但是和原来设想的有很大差别。


  哦,还做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方面的调研,也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地方做了一些试点。


  上边讲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十三大之后做的。当然,做的事情很多,我一时也列不了那么具体。当然,89年以后,上边讲到的改革全面倒退,剩下的就不多了,而且是进一步,退两步,这就是后话了。


  李伟东:你刚才讲的都是重大信息。这次请吴伟来也是这个意思,大家都在讲民主和改革,80年代我们曾经做过什么,包括这件事情本身的复杂程度,到底从哪里着手,假设要进行党内民主化改革的话,有这么多复杂的问题在操作,而且当年已经思考了很多问题,这都是宝贵财富。


  秦晖:我们现在搞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好得多,其实是在恢复斯大林体制的内容,比如企业内实行一长制,本来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就是这样子,苏联在企业内没有什么专职党务机构存在,包括企业的党支属地化领导,苏联一直是这样的。这在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很难搞的内容,让人很难理解。


  吴伟: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分步走,我先走这步,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能解决什么就解决什么,经过一次党代会、两次党代会,四次到五次党代会,比如说走到现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如果是不间断的搞二十多年……


  张木生:我觉得很有价值,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渐进,就这个结论。


  秦晖:当时的话,厂长要跟书记汇报的,书记说了算,我当过书记也当过厂长,改革阻力是很大的。


  吴伟:现在企业保留下来了,事业单位、大学全部复辟。


  秦晖:有的大学是校长强势,有的大学是书记强势。


  吴伟:我们的想法就是进行四五次党代会,每次党代会向前走一步,提出一些措施,改,每次党代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现在如果不间断的话,我认为远远不是这个样子。


  张木生:我们的老师,老杜和邓小平最后一次谈话,如果要实行了,大不一样。要搞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会。


  吴伟:这个当时都谈到了,工会、农会等。


  张木生:老邓说你的设想很好,你先搞几个省试点,看两年,如果行得通,老杜非常明确,说职能是什么,就是代表基层农民的话语权进行谈判,协商对话。老邓说了你试两年,如果行就全国推广。


  杨帆:据我了解,80年代的政治改革远远超过你说的这些东西。你说的这些东西基本都没有实行,赵紫阳就下台了,这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之前胡领导的还有另外一拨人,涉及的东西也很多。而且在当时,据我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设想是通过严家淇他们也送给中央,通过要和台湾统一,统一祖国,实行联邦制的话,同时推动中国的民主。


  吴伟:在我们内部没有这样的讨论。


  杨帆:已经报到邓那儿去了。


  张木生:这个有。


  杨帆:那个说的是让台湾一步,形式上来个对等,以联邦制的形式成立一个新的共和国,这样的话,这实际上就解决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内部民主制度问题。


  张木生:这在毛原来的设想里早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为什么?毛说了,它的意义就是将来和台湾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杨帆:当时一个是因为那次风波的出现,一个是由于蒋经国突然死掉,所以这事就吹了。还有在基层其实大量的民主,一个就是蛇口,蛇口推进到了连续七年选举工业区的管理委员会,每年选一次,如果你不够半数,就撤你的职。七年以后的情况,整个政治全都公开化了,而且每个委员没有落选的,水平提得很快,那些人确实水平很高,怎么选老是那些人,后来觉得有点烦,说选来选去,现在叫做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就是说这个选举制有效地促使了干部水平的提高,我见过他们那些人,确实每个人水平都很高。那个时代的民主实践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评论】 【加入收藏夹】【关闭
 
 

   
 
吴伟:我亲历的80年代政治体制改...
王也扬:“两类矛盾”理论应该放...
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
祝东力、曹锦清:关于近代史的框...
赵蕾、沈茜蓉:民国史修撰四十年...
在陕北瓦窑堡时的中央党校(上)
章立凡:我的“低种姓”生活见闻
 



查看>>所有评论
 
 
京ICP备06025827号  电话:010-82088350  EMAIL:hybsl@126.com    版权所有: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免责声明 
本网站署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和立场,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
本网站为公益性网站,如作者对本网站发表其作品有不同意见,请立即和我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