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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洲:文敏生笔下的大食堂
作者:韩三洲      时间:2010-11-15   来源:共识网
 

  《文敏生回忆录》是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邮电部长的文敏生(1915.10-1997)的生平回忆。令人不解的是,这本有革命元老薄一波题签的回忆录,不知为何还要自费印行?


  回忆录说,1961年2月,正值河南遭遇到极其严重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调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传主到河南工作,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河南省省长、省委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其实,早在战争时期,作者曾历任豫南红军游击队宣传队长,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政治处主任、中共信桐确边县委书记、中共信应地委副书记,在河南战斗过十五年,所以,他在回忆录中将这次调动称之为“再返中原”。


  查考历史,五十年前人民公社的红旗是首先从河南升起的。1958年4月8日,中共中央下发成都会议决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迅速贯彻这一精神,马上在河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嵖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并成一个大社,并雄心勃勃地开始了一步迈向共产主义的大试验。然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左”倾思想带来的高指标、瞎指挥、反瞒产、浮夸风,一年时间不到,河南就经历了从“共产风”到大饥荒的大起大落。


  作者写到,大办人民公社,河南是闻风而动,一轰而起,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是大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在全社范围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同时,连农民的自留地、果树、家畜也都被收归社有,这种对农民的种种剥夺,引发农民的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人民公社还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来从事工农业生产,为此采取了并大村的措施,即集中居住、男女分居、吃大食堂,使群众的房屋也遭大极大破坏。作者举浮夸风一例,为了完成夸大的棉花产量,向上面报喜,甚至把群众的棉被套中的棉花和棉衣中的棉花都挖了去,使群众过冬都成了严重问题。而闻名全国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1959年秋,信阳地区的粮食实际产量为16亿公斤,却被高估为32亿公斤,分配征购任务4?8亿公斤,却被层层加码到5?2亿公斤。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信阳地区开展了残酷的“反瞒产私分”,使一些县仅剩下二三个月的口粮。本来粮食就不够吃,为了掩盖浮夸风的错误,还倒行逆施,采取了“不准解散食堂,不准家里点火冒烟(社员自己做饭),不准外出逃荒,不准向上反映情况”等高压政策,造成全区18个县(市)中,大约1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一事件震动全国,中共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来河南检查工作,曾严厉批评河南主要负责人说:“你们只怕资本主义,就不怕浮肿病、饿死人!”


  “信阳事件”发生后,吴芝圃在给中南局和中央写的检查中不得不承认,“信阳事件是河南解放以后的大惨案”,“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文敏生书中有统计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1959年,河南的粮、棉、油产量分别比1958年减产29亿、2861万公斤和5759万公斤。到1960年,全省普遍大旱,98个县受灾,面积达1亿亩以上,受灾人口2800万,占全省4848万总人口的58%,农业总产值比1959年又下降11%,人口比上一年减少161万。到了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少50亿公斤,减产40%,相当于1949年的水平,许多地方的群众一天只能吃到半斤粮,被群众成为“晒太阳粮”,全省1500万农村劳动力,竟有600万病人,不能参加田间生产。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当年公共食堂的建立,曾一度使不少人幻想进入了“吃饭不要钱”的乌托邦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口粮的大食堂,打碎了农民自己的饭碗,接踵而至的粮食危机,则给予了农民更沉重的打击。从一开始号召宣传的“放开肚皮吃”,到后来的一天三餐在公共食堂喝稀汤,有人想在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连一口锅也没有,因为早被砸碎炼了废钢。书中记载,作者上任的第三天,就深入到重灾区原阳、封丘、延津等地调查,出郑州不远,就看到白糊糊的盐碱地,一片凄凉,许多群众都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骨瘦如柴,卧病在床,肝炎、浮肿病到处蔓延。有人把当时的情境比喻说:“牲畜站立靠人抬,人拉犁耙腿浮肿。”如延津县新乡屯生产队,人口1400多人,劳动力只有200多人,能出勤干活的只剩下50多人。群众反映的集中问题就是,公共食堂伙食差,吃不饱;有些地方公共食堂缺柴严重,问题比较大;农民要求回家做饭,而干部不敢搞,怕犯右倾。作者在一个公共食堂看到,只有一口锅,锅一坏,群众就吃不上饭;蒸笼也是一个,还是破的,外面糊了很多泥巴,一个小队百十口人吃饭,居然连个案板也没有。


  记得文革期间河南批判作家李準时,曾揭发李準污蔑人民公社大食堂,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对这个吃不饱的普遍现象,连文敏生自己也不好回答,因为在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取消或建议取消公共食堂,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罪状;此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为会议出了19个题目,第12条就是“公社食堂问题”;柯庆施还把办不办大食堂上纲上线到“路线斗争”;就在1960年8月党的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仍在坚持说,农村公共食堂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继续大办。同年11月的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继续申明公共食堂是必须坚持的。但是文敏生所看到大食堂,却是破败凋敝的惨景。对群众要求回家做饭的殷切要求,书中记录他个人还是明确表态说:“要按照陶铸同志的指示,在坚持食堂统一领导的原则下,只要群众自愿,可以把粮食、蔬菜、食盐等发给社员,让社员回家做饭吃。”这其实已经是对当时中央仍然坚持而农民普遍反对的公共大食堂,采取了灵活变通的一种措施。


  接后的回忆,就是河南省委推行的一系列如借地,建立生产责任制、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救命政策,使河南逐步从大饥荒中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不过,当年中央所一再坚持的、作为共产主义标志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在河南也渐渐地消于无形、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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