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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景敏:“前革命作家”的“文革”叙述
作者:胡景敏      时间:2010-05-12   来源:共识网
 

  对新时期文坛而言,文革书写带有集体性。限于中国的国情,作为历史事件的文革甚至至今也没有完成除政治定性之外的当代叙述;事实上,我们的文革叙述是在文学艺术(主要是文学)当中展开的,文学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我们认识文革的主要途径,当然也是记录文革当中民族心灵史和据以建构关于文革的族群记忆的主要文本。在文革书写的潮流中,丁玲、夏衍、韦君宜、陈白尘、张光年、孙犁、徐光耀等前革命作家与以巴金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共同形成了一个“随想作家群”。这些革命作家由于“曾经革命的文革受难者”身份,其文革叙述表现出不同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微妙的精神形态;而在这一群体内部由于自我身份体认的不同又形成了不同的精神类型。这些都值得我们追寻回味。

  革命归队者

  丁玲、夏衍、韦君宜、张光年等属于“革命归队者”的精神类型。他们是原“革命中人”,经过建国后政治运动及文革的磨难,如今以“革命的归队者”身份重返阵营。如果说建国后这部分人因革命有功而受益,那么现在,建国后遭受的新的政治磨难恰恰转化成他们重新上路的资本,磨难似乎成了锻炼纯钢的烈火,浴火之后,自然更有理由拥有革命正统的身份。因为重新成为“自己人”,重获被组织信任的感觉,他们于是把自己建国后所经历的、所闻见的磨难视为获取“我们”宝贵经验的资源,将对所受委屈的诉说和痛切的讽谏结合起来,完成自己的政治化反思。由于重新获得的“革命中人”的身份和真诚的“讽谏心态”,所以,这类随想作品反而比“外人”的同类著述更来得直接、尖锐、激烈,甚至充满愤激不平之气。当然,这类作品也并非如十七年时期的政治写作,其中个人体验较为充分的融入保证了作品反思的深度、力度和艺术水准。

  从作为一个精神群体的角度看,他们的类型特征既不在于他们是体制内部最具反思精神和能力的一群,因而比那些拒绝反思的人更能够正视过去,也不在于他们之中谁更敢于“讲真话”,而在于他们是站在什么样的精神基点上进行反思的。丁玲等人对五四的基本人文理念是认可的,这一点毫无疑义。但是,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之后,他们的五四理念便融入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中,甚至被后者遮蔽、改写、置换。当新时期有条件反思过去时,他们都没有回到五四的精神起点上来,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反思的精神基点,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唯物辩证法等成为据以反思的主要依据。丁玲的新时期随想写作主要是对自己过去二十二年(1957—1979)苦难历程的回溯。在回溯中,她一方面实录自己(一个共产党人)“无辜受难”的遭遇,把苦难叙述为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又一次考验;另一方面,她几乎回避了对苦难原因的任何追问,至多是在个人遭遇的描述中表现出对极左政治的否定态度。在1979年3月完成的《牛棚小品》中,丁玲写道:“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啊!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一九五七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啊!”丁玲在随想中着力于苦难和抗争苦难的叙述,用意在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贞和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未来的信念。事实上,丁玲把随想写作当成了向现实政治的“表态”、自我旌表的状子,其反思性是非常有限的。

  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虽然具有回忆录的系统性,但是,其写作目的仍是将“经受过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作者的回忆戛然终止于1949年,也就是,他的随想记录的主要是“经验”,而最应该总结教训的时期却没有写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从该书的《自序》及结尾看到作者随想写作中的精神状态。他在最后完成的《自序》中回顾了文革后期到文革结束之初的读书及反思过程:1974年初至1975年秋,选读马恩全集中有关哲学和经济学的篇章,“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的实际。”1976年1月,受到周恩来逝世的刺痛后,读中国历史和党史。“天安门事件”之后到1976年秋,“从看史书出发,又回到了哲学。为了解决一些长期以来想不通的问题,我又读了一遍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这本书开始照亮了我的心,从辩证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的对立面!”很显然,夏衍不是没有反思建国后至文革这段历史,只不过没有详细写下来,而是把话留在了心里。在“痛苦的”反思中,他首先向马恩著作寻求智力支持,最终把“辩证的认识论”、“唯物主义”信仰做为反思过去的思想和精神资源。当然,在夏衍的反思中,他同样没有忘记五四理念的重要意义。在《懒寻旧梦录》结尾,他说“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到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十年之久?我从苦痛中得到了回答:科学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在夏衍看来,之所以会有文革这样的浩劫,是因为五四提过的科学思想和民主观念的缺乏,“缺乏”的主体似乎都是中国人民。同时,民主和科学在他的意识里似乎不具有精神基点的意义,而仅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进步的工具,他的“民主革命的深化”实则是于无意中把五四提倡的民主启蒙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体系。夏衍回到马克思主义元典的反思使他看到了五四理念的价值,但五四理念在他仅仅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工具。因此,坚持五四理念的工具性限制了他反思的深度,不过,对自己“对淫威的屈服”、“对无上权威的迷信”、“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等的静思又表现出他反思的诚恳。与夏衍的情况较为类似的是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中有大量反复温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记载。这是他文革期间用以质疑现实、文革之后用以反思过去的思想工具。他在1996年为《向阳日记》写的《引言:生命史上最荒诞的一页》中,将文革发生的原因归为“伟大的革命机体”中的“封建性的毒素”。他说:“重温一九八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清理‘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论述,读到‘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易肃清;‘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未能制度化;以及‘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些警世名言,真使人有拨云雾而见阳光的顿悟感。”在这里,党对历史问题的决议似乎成了个人思考的出发点,或径直代替了个人的思考。

  在所有的新时期随想中,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对“红色运动文化”评诋之激烈著称。《思痛录》所写首先有揭示真相的意义。因为作者是一个热情的革命者和忠诚的党的追随者,而且建国后又身居要冲,所以,作者运动中身之所历以及耳闻目见的事实许多鲜为人知,留下了一个荒诞时代的记录。其次,作者在行文中采用就事论事、夹叙夹议的手法,以偏于感性的笔触写下了事中的疑惑和事后的思考。“疑惑”质疑的是当年运动中的荒唐做法,“思考”的则多是自己作为运动中人,对当时行为以及因此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自我反省。再次,作者虽然没有对悲剧成因做过多的追问,但所触及的问题却异常尖锐,行文中带有强烈的因忠诚被出卖而来的愤激不平。总之,《思痛录》是一个良知未泯的正直党员(干部)写下的永无接受者的“检讨书”与“陈情表”,因此,作者的反思永远是以“我的”面目出现的“我们的”检讨,出发点是她十几岁时接受的共产主义真理,归宿是“我们的事业”。韦君宜是在五四新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她选择的是激进革命的道路,因此成为“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马克思主主义的忠诚信仰者。我们看到,甚至晚年写作《思痛录》时,她借以回忆和反思的精神资源仍是这份对主义、对党、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感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不可能是五四理念。在本书“缘起”中,她“首先得说明:我是个忠诚的老共产党员。”她说:“更多的理性分析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至于我本人,至今还不可能完全说透,我的思维方法也缺少讨论这些问题的理论根据和条理性。我只是说事实,只把事情一件件摆出来。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党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不再重复走过去的弯路。让我们的国家永远在正确的轨道上兴旺发达”确实,她的感性随想限制了反思的理性深度,原因在于她没有找到深厚的理论和精神资源。从《思痛录》文本看,作者尽量做到了畅所欲言,但这种“畅所欲言”似乎是在党的民主生活会上的敞开心扉、直言无忌,痛悔怨怼无不包含着对组织的责任,敢于直言则是为了我们的事业能够上轨道,但遗憾的是,人民、民族、国家等仅仅是“我们的事业”的对象而已。

  革命边缘人

  在新时期随想作家群中,处于前革命谱系的另一个精神类型是原革命的“边缘人”,即革命中的普通一员。建国后,他们未因革命而显要,却同样经受了各种政治磨难和人生困厄。新时期,他们没有前一类作家那样的“革命归队者”心态,而是在“革命无悔”的体认中,于痛定之后与革命拉开了距离,进入对人生遭际的反顾。建国前的革命在其反顾中不再具有理想、信仰的感情色彩,甚至不再具有政治性,而只认作人生遭际之一种。他们对建国后磨难与困厄的反思不再以革命的、政治的理念作为思想资源,而是上溯至五四,寻求思想和精神的支持。孙犁、徐光耀是此类作家的代表。

  孙犁与五四的关系是通过他的文学阅读发生的,他一生耽读鲁迅的作品,对新文学作家,如茅盾、叶绍钧、丁玲、何其芳、沙汀等的作品多有阅读,其思想深受五四影响。及至步入革命潮流,孙犁即以文学为业。他晚年总结道:“我幼年尪怯,中年值民族危难,别无他技,从事文学之业,以献微薄。”同时,他说:“我认为中国的新文学,应该一直沿着‘五四’时期鲁迅和他的同志们开辟和指明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显然,跻身革命队列的孙犁是怀着芹献革命的心思从事文学的,但在革命文学活动中,他钟情的却是五四式的现实主义,对革命时代人情和人性的关怀使他的创作显得有些另类。与其把他的作品称为“为政治”的解放区文学,还不如将之归入“革命的人生写实派”,因此,有学者称他为“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但是,我认为,对革命与革命文学而言,孙犁都不会是一个“局外人”或“多余人”,而是一个“边缘人”。他的性情决定了他不可能居于热闹的中心,对时代的敏感又使他不甘心处身于事外,因此,在远离中心的边缘处静观默察,沉思遐想就成了他的生存状态和写作状态。建国前如此,十七年期间如此,新时期仍复如此。在文革结束后的13年中,孙犁写下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等十册随想,计130余万言。劫后余生,革命在晚年孙犁心中更异化为一种非我的力量,革命不再是他阅世作文的一个思想基点,自己和朋友们革命的“初衷”、“初心”、“本意”在褪去政治颜色后变为纯粹的人生回忆。五四理念和鲁迅作为他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不再以潜在形态影响他,而是跃升为他思考和写作的重要根据。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晚年的孙犁,他精神上流淌的,分明是来自‘五四’的血液!”但是,此时,孙犁思想、精神中的五四遗响与鲁迅情结已经与他的其他思想精神元素融汇在一起,形成了以五四为基本面的多元共生形态。在他晚年的精神构成中,“传统农民单纯、朴实、向善的本色品格”,“古代文人宁静、淡泊、与世无争的人格理想”,老年人保守、孤独、感伤幻灭的暮年心态等都据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在这些元素的合力作用下,孙犁的晚年随想虽以五四理念为底色,但却较少五四式的启蒙热情,也不想以此参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他虽然在随想中力陈对文革镂心刻骨的痛楚记忆,但所议论者多是文革背景中人生的沉浮、人性的善恶和人情的冷暖。他虽然也关注眼前的时代,但所批判者往往是属于分内的文坛怪现状。他虽然也体味现实的人生(有时通过读史),但所辨明者多是有关人的行藏出处、荣辱进退的生命哲学,而他自己则进入“大道低回”、“大味必淡”的人生彻悟境界。应该看到,孙犁的彻悟并非厌世弃世之想,而是阅尽人生后的洞明之思,他把这些思考写下来正说明他对人间的留恋。

  与孙犁稍有不同,徐光耀是怀着对社会现实的热诚关怀写下他的晚年随想的。徐光耀13岁参加革命,并于同年入党,在戎马倥偬中接受了正统的革命教育。1956年开始,受到丁玲、陈企霞案牵连,由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堕入命运的谷底。历经20余年的颠沛困顿,终于“慢慢有点明白”,陆续写下自己的一些“感悟”。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以往事回顾为主,在苦涩又不失幽默的记述中时有坦率精警的议论穿插,既留下了作者关于革命年代以及建国后政治运动的个人记忆,又表达了他对荒诞历史的反思和对人生的思考。我们看到,作者获得个人感悟的前提首先是走出革命教育的长期规训,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对他来说,这一过程是从反右派运动开始的,“它把我的心劈开了,撕掉了我的眼罩,使我看见了先前不曾看到的东西”。其次是找到一个思想基点以认清历史的本质。作者在该书“后记”中说:“如果对失败粗心大意,不去认真总结和记取教训,那么,‘严重事故’继续发生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乃至‘重演’。所以,我们对个人迷信,对封建主义,再也不能掉以轻心了,必须时刻严肃地警惕它,揭露它,扫除它!既要不厌其烦,又要有股子缠磨劲头,一直缠磨到伟大的五四运动所提目标的彻底实现为止。”显然,作者把五四理念作为思考历史的思想参照,提出了在我们社会中大反封建的问题,这也是对五四历史命题的隔代响应。

  革命内外的游移者

  在处于革命谱系的随想作家中,陈白尘稍显特殊,他由一个文学青年而接近革命。中毕业后系统阅读鲁迅、郭沫若的作品,尤其喜爱郁达夫,而后立志成为新文学作家,建立了和五四的精神联系。三十年代,参加左翼文学运动;建国后,身居新中国文艺的领导层;文革开始,受到冲击,流徙干校。陈白尘的随想写作经历了由上述革命谱系内部第一种精神类型向第二种精神类型的转化,《听梯楼笔记》代表的是前一类型,《云梦断忆》及后续的系列回忆性散文代表的是后一类型。《听梯楼笔记》作于1975—1976年,于1986年改定,属于潜在写作的范畴。文中有对文革旧事的回顾,但更多是对文革末期闾巷传闻的笔记。写作时,作者一方面有一种焦急等待但最终难免失望的“听梯”心态。事实上,这是一种急于被甄别,渴望回归革命队伍的心理。但是在归队无望的情况下,作者反而卸下了政治负担,加之藏之深箧、传之来者的写作心态,使一个渴望归队者的笔记比新时期那些已然归队者所写更能留下那个荒诞年代的真实面影。同时,作者将自己的喜剧才能和满腹委屈尽意挥洒,行文中充满讽刺嘲弄的快意和愤懑不平的声音。另一方面,作者自封稗官,记下“闾巷风俗”,希望的是“有朝一日我最崇敬的人下临闾巷时,我将以之作为芹献。”将写作视为“芹献”说明作者还是希望“圣人出,黄河清”的一日,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革命归队者,那么,到那时候,笔记也就成了民情民意的代达者,这里隐隐反映出作者内心的讽谏心态。文革结束,陈白尘离开了文坛权力中心,无法归队成为一个遗憾或者解脱,可以肯定的是,由中心到边缘的位移改变了他的写作心态。《云梦断忆》就是作者边缘写作心态的反映。作者在文中回忆五七干校的房东、茅舍、鸭群,记叙干校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和自己探亲的经历,描写一双“眸子”折射出的文革风云,等等。此时,作者不再有归队的渴望和献芹于人的念头,行文中嘲弄的快意代之以幽默的宽容,愤懑不平之气代之以平实的叙述和对人性人情的深入开掘。作者说:“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因此,即使可恼的事吧,也希望从中找出些可喜的东西来。”苦难在记忆中变得美丽,这是人情之常,但要从可恼的事中找出可喜的东西来,却必须有意为之。作者对此有明确的意识,并且在“后记”中表达了对文笔油滑之处可能招致读者误解的担心。作者处理题材的方式使作品游移在揭示伤痕和掩饰伤痕之间,限制了历史反思的可能深度。作者说:“伤痕文学不是不该写,而是写得不够:我们还没有反映十年动乱的深刻而伟大的作品出现!不把造成十年动乱的社会根源、思想根源深挖出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四个现代化要实现,那是缘木求鱼!”从这段话来看,《云梦断忆》应该属于“写得不够”的作品,它由伤痕引出的是对人性人情的沉思,直接跨过了对造成伤痕的社会、思想根源的深挖,这一点与孙犁的随想较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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