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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钢:从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
2003年9月21日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的演讲
作者:钱钢      时间:2008-05-13   来源:唐山大地震
    先向在座的朋友说一声谢谢,特别要向现在还站在门外大厅的朋友说谢谢。辛苦你们了!

  我们一起经历了SARS,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我3月5日来到香港,整个SARS的高潮中间,我一直是在香港大学。如果有人问我,你自己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让我告诉大家:
 
  第一个印象是一首歌,我想在座的各位或许还能记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在播送新闻时,常常出现一段过渡的音乐,这个音乐就是“We Shall Over come”,我想你们一定记得,而且一定会唱这首美国歌。“我们要征服”,征服SARS,这是我第一个强烈印象。

  我的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首歌。香港人给为了抢救病人而献身的谢婉雯医生送行的时候,成百上千的人在浩园唱起一首歌。我当时误以为是一首基督教的歌,后来越听觉得越耳熟,终于听出来,它是中国的古典名曲《阳关三叠》。在香港,我听见“We Shall Over come”,也听到《阳关三叠》。香港的中西合璧,令我感慨。

  第三个印象,还是一首歌。大家知道SARS期间我们每天都要用消毒剂洗很多次手。有一个同学跟我讲:钱老师,你知道吗?洗手的时候你一定要唱歌的。唱什么歌呢?唱“Happy Bir t hday t o You”。她说:你一定要从第一句唱到最后一句,你把这首歌唱完,手就已经彻底消毒了。噢,原来香港的同学用这首《生日快乐》,让消毒的过程尽善尽美,在面临生死的严峻时刻,香港人还有这样的生活态度!

  今天我想谈谈我个人和《唐山大地震》这本书。很多人问我,当时唐山有很多人在现场,有作家,也有记者,为什么写唐山大地震的使命会落到你的身上?确实,我有特别的机会。

  唐山地震发生不久,我就去参加救灾。我去时,口袋里面装满了纸条。很多很多的人,听说我要去,把想要寻找的人写在纸条上叫我去找。你知道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提电话,唐山完全是消息隔绝的。口袋的纸条中包括我妈妈写的。我家在杭州,妈妈托人打电话给我说,一定要去找你的蒋叔叔。蒋叔叔是我妈妈的老朋友。大家不知道能否理解,在当时的“文化大革命”中,很多的人都被抓起来、关起来。蒋叔叔在杭州很倒霉,被斗争,日子很苦,然后他就跟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是唐山人,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做了个决定,说,唉呀,杭州这个地方真不是个好过的地方,我们走吧,回唐山去。没想到逃避了杭州的斗争,又遇到唐山的地震。他们是死是活?他们家还有两个孩子,比我小,是我们的弟弟妹妹,他们怎么样?

  一些熟人在条子上写了人名,托我帮他们在唐山找人,我就拿着一叠条子到了唐山。除了随身衣服,我带了一些大蒜,还带了黄连素,因为都说唐山特别危险,有传染病,所以要带药。还有一瓶糖──那时候内地的生活非常苦,买糖都要凭票。我记得特别清楚,是一瓶椰子糖。因为有人说到唐山后你没有饭吃的,我想没有饭吃的时候我就吃一颗糖,也许能坚持。可是哪里能够去找什么蒋叔叔、张叔叔?地震后的唐山已经没有门牌号码、没有路了,只有废墟。一个人一生中如果见过唐山废墟,你就知道,什么叫巨大的灾变、人类的噩运。

  说来凑巧,那天我跟防疫队去了几个医疗队以后,正在跟人谈事,突然听到一个声音特别耳熟,是苏北口音,那不是我的那个蒋叔叔吗?没有那么凑巧的,到了唐山才一天,我就意外地遇到蒋叔叔,我一下子就叫起来了,蒋叔叔见到我一下子就跑上来,他的表情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又是笑又是哭,然后,他语不成句,就到处指:你看你看,我们唐山都怎么怎么……我们俩一下子就紧紧地抱在一起。那时候我做的第一个反应是,马上脱下我的军装给蒋叔叔穿上。

  蒋叔叔是唐山市的民政局局长,“民政局”管理社会的救济事务,比如说残障人。因为有蒋叔叔,所以我一边参加救灾,一边参加蒋叔叔的一些工作。他跟我讲:钱钢,你是喜欢文学的,你要多了解唐山的情况,我来帮你。他是一个局长,有一部汽车,什么汽车呢?又破又小的美国吉普,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破汽车。他有一个司机,他就让司机载我到处去走、让我去了解情况,让我去了解那些盲人、聋哑人,他们怎样度过地震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让我跟他一起去送唐山孤儿。

      很多人问,唐山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为什么你的书是1986年才出版呢?问题就在这里。在1976年,我在唐山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没有要出一本书的计划,也不可能。在唐山地震时,地震的消息、地震中间的人民伤亡,是秘密。地震的时候在现场,如果有人带一部照相机,那么你就立刻会被警员抓起来,相机会被没收。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地震的照片,它不是由当时的记者拍的,是科学工作者在日后去考察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类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坏”,人呢?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的照片呢?几乎是找不到的。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找到了一幅起重机从废墟里把死者搬出来的模模糊糊的照片。不知道是谁秘密地拍下来的,在当时那是犯法的。

  当时我写过一些诗,其中一首叫做《烙饼的大娘》。在走过唐山路边的时候,看到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烙饼,我心里就想,好,我要写一首诗,写什么呢?写这个大娘啊:她烙饼的面粉是从山西省送来的,她的油是从山东省送来的,她的锅子是从江苏省送来的,她的铲子是从浙江省送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你看,从大娘的这个锅子里面,你看到了全国人民的“阶级友爱”。这个想法固然也不错,但是,当年像我们这样的作者,一考虑问题,就会习惯地想,噢,我要写一个东西,怎样去歌颂我们的国家,怎么去歌颂我们的党,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除此而外,没有更多。所以说,最初的时候,不要说别人不允许你写,你自己也没有想过去写后来这本《唐山大地震》。

  从唐山地震往后三年、五年、八年,你们知道在中国是变化最大的一个年代,我们叫什么呢?今天叫做“改革开放”。它到来对我来说意味什么?对我来说,就是思维习惯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84年,唐山地震快要十年了,一本杂志向我约稿,题目是“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他们是说,你看从前是一片废墟,今天这个城市又重新建设起来了,盖了许多新房子,在盖新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建筑公司表现得很好,它采取了一些改革的措施,发了奖金等等、等等。杂志要我写唐山在十年里边的变化,它的立足点,还是在要歌颂谁谁谁的功劳。但是,这个时候是1984年,我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问自己,我为什么只能用灾难来衬托十年以后的成就,而不能直接去写当时唐山人所受过的苦难呢?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叫“文学是人学”,但是如果不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不可能真正去写人的苦难、人的命运、人的悲欢离合、人的柔弱、人的坚强。我们不会忘记亲身经历的东西。我们曾经过着贫乏的物质生活,没有人的尊严,不知道怎样去尊重人、怎么去爱人,在文学作品里边,你看不到人和人之间的爱。终于,经过思想解放运动,我们明白了,“人”是第一位的,我们要文学去反映“人”。这好像是一把钥匙,到我拿到这把钥匙的时候,我在唐山的日日夜夜,许多难忘的东西,跟泉水一样喷发出来。

  我在那里不光是一个每天背药桶去喷药的防疫队员,也不光是一个四处采访的作者。因为蒋叔叔的孩子已经受伤送到了外地,我就到他们家里,成为他们的“儿子”,跟他们一起经历过所有的生活。先是住芦席的篷子,天气凉了,我们用解放军的帐篷做起了新家;天气更冷了,我们用砖头临时赶建起过冬的简易房。没有水,在街上消防车每天来,一家人发一桶水,要排队的,甚至有时候要抢。没有衣服,有时发救济衣,可能一家人领一件衣服,可能大小还不合适。有的时候,没有米,没有面,就上街去领。这就是灾民的生活。

  唐山的灾难,影响非常深远。一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还存在。很多人记得的唐山,远远不止于我所看到的唐山。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浙江的官员,他说,噢,你是写唐山的,我一看到你就想起一件事。他从前是军人,在中越边境的老山打过仗,当时是个连长。他说,在老山的时候,上面分配来一个年轻的军官。老山那地方当时到处是地雷,非常危险。新分来的这个军官,就一步不离地跟着他,他对新军官说,你干什么总跟着我?新军官说,连长啊,我要跟你说句话,我是唐山人,我家就剩了我一个了,地震的时候,他们全死了……我有点怕。一天,这个连长带着他,通过一段非常危险的地方,突然,就听他叫了一声,回头一看,人没有了。出了什么事情?原来路很滑,他一下子滑到了山坡底下去了。就听到山坡底下,“轰,轰,轰”,一连串的地雷爆炸了……原来这也是一个唐山地震的孤儿!

      我们的文学、我们的新闻,有责任去把人类的痛苦如实地记录下来。我从事过中国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在一些科学家和作家、记者朋友的共同帮助下,我参与主编了一部叫做《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的书,我们的口号是:“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近灾难。”我们要把1900年一直到1999年,100年间中国发生的灾害,一个一个搞清楚。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铜锣湾很近,大家知道铜锣湾那片海就是避风塘。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香港发生一次有成千上万人遇难的自然灾害是什么景象。这就是在1906年9月18日的台风。香港早在1882年已经开始挂风球报告台风消息了,但是偏偏1906年的台风毫无迹象,什么迹象都没有,一个外国神父还驾船,在青衣一带传道呢!突然台风到来,造成极大的伤亡,当时铜锣湾的船都打成了碎片,铜锣湾避风塘全漂满了碎船的木板,人可以在避风塘里的碎船板上走来走去,灾情如此惨重,一万人伤亡。除了唐山大地震,中国还发生过很多伤亡惨重的灾害。在唐山大地震仅仅一年之前,还发生了1975年可以称之为世界最大的水库垮坝惨案。由于淮河大水,两个特大水库、十几个中型水库、100个小型水库同时溃决,河南驻马店地区完全是一片汪洋,有一个县全部沉没在水底,京广铁路停车100多天,巨大的火车车厢都被冲到几十公里之外。

  20世纪在中国还发生过多次类似SARS这样的疫潮,比如说1910年,清朝末年,发生了东北特大鼠疫。那次鼠疫跟这次SARS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动物传给人类,第二是飞沫传染疾病,第三是肺科的疾病,第四是沿交通线迅速地扩散,第五造成严重的地区性恐慌,第六是跨国界的,俄罗斯和中国都发生问题,第七是政府采取了隔离措施。很多事情非常的相似。最后全世界在中国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不简单的。

  大家知道,1988年上海发生了“甲肝”——甲型肝炎,这个“甲肝”,跟这次的SARS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在时间上非常相似,元旦开始出现,春节形成高潮,春天爆发,然后又突然消失。当然,有一点不同:肝炎是人类有认识的,有疫苗可以防范。但是1988年的这么大的一场肝炎,发病的高峰每天有一万个病例新增,上海的医院根本没有充足的病床可以供病人住院。这次“甲肝”总共导致40万人染病,引致40多人死亡,肝炎啊,直接死亡40多人。大家再想一想,在物质贫困时代,中国人,得肝炎是得不起的,丧失劳动力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今天你要在报纸上去寻找它的数据,你会找不到,轻描淡写,没有多少。

  我们来说一说这次的SARS。荧幕上是我的朋友——《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贺延光在SARS中间拍的一幅照片。贺延光拍了几千幅有关SARS的照片。谈到中国对于SARS的报道,贺延光说,灾害就是灾害,死亡就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的报道里,你看不到这种死亡的真相?这样贺延光就拍下了这张照片:一个病人刚刚死去,旁边是一个无奈的医生。

  大家知道4月20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下台了。下台了以后,在北京的报纸上,前一时期的寂静无声,变成了震耳欲聋的“非典”的报道。4月23日这一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在“非典时期的怕和爱”专栏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北大学生的来信。我把这个来信给大家念一遍,它的题目叫《请为我的父母祈祷》。这个大学生的文章说: 4月21日晚,父母把我叫回了家,吃饭时他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医院,已经被北京市卫生局指定为SAR S专门接收医院了,一个星期之内将清空所有的病人,集中所有的医护人员,专门救治“非典”病人。他们叫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并让我带够衣服和钱,叫我以后不要回家了,他们也会被封闭在医院,不能出来,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晴空霹雳一般,当时不知说什么好,半天说出一句:你们会不会感染上?可是谁都知道,赶上这事的医生的感染率是相当高的。我想让他们辞职不干了,我说,以后我上班养活你们!父母只是笑笑,说我孩子气。由于他们都在一个医院工作,所以可以享受只去一个人到医院的待遇。(就是她父母同在一家医院,就可以一个人去SAR S病区,一个人不去。)当我要求他们只去一个人时,他们几乎同时说:“我去!”父亲说,他是一家之主,有责任承担这个危险;而母亲说,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的话,那就是她去。他们就在饭桌上就这么平静地争着,而我的心就像被刺破了一样,我不相信我的家有一天会要面临这种生死抉择。他们让我决定谁去,我快要哭出来了,感到极度的无助和伤心,我喊着:“无论你们谁染上,咱们这个家就算要完了!你们谁也不许去!”最后母亲慈祥地看着我,说了一句我一想起来就要流眼泪的话:“你以后会有你自己的家庭的,你已经长大了。”母亲说这句话时那慈祥平和但又不容置疑的口气,让我心碎欲裂:“我和你爸爸这么多年的夫妻了,谁去都不放心,就像你现在不放心我们一样。所以叫你回来之前,我们已经决定了,两个人都去。比起那些孩子还小的同事,我们感到幸运多了。”此时我的叫喊、我的眼泪已经无济于事,我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我又一次求他们放弃这个工作,不要去,我现在打工挣的钱三个人够用了。父亲说,他做了三十多年的医生,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时候,决不能愧对“医生”这个称号,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坐在那里傻傻地发呆。电话响起来,是父亲医学院的同学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来问候。父亲还在电话中说,要是他“光荣”了(内地的话就是说如果他遇难了),就是他们这个班第一个为医疗事业献身的人。母亲安静地给我收拾东西,我本来每周都回家,但这次,他们给我带够了换洗的衣服,我只能这样回学校了。一想到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才能见到我的父母,我就泪如泉涌。街上各色各样的行人,有的跟父母一起出来,去超市购物。我想我的家本来也同他们是一样的,我的父母下班后也会去超市,去菜市场讨价还价,他们本来不是什么崇高的伟人,他们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是这个时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多年来养成的玩世不恭、叛逆不羁,在瞬间土崩瓦解。我多想再听我妈妈的唠叨,而不是从今天起为他们担惊受怕,有家不能回。我现在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实验室坐在计算机前发呆,每到吃饭时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亲爱的朋友,请为我的父母祈祷,祝他们平安好吗?这也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父母都健康。

      从唐山地震,到这次SARS,我想说,“人”这个字,终于在我们面前树立起来了。尽管我们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SARS的消息一度被封锁、被阻隔,然后导致了非常大的悲剧,但是4月20日,当卫生部长、北京市长下台之后,你看我们的报纸,包括党报,终于可以堂而皇之把“怕”、把“爱”放到他们的头版。这就是时代,这就是历史。真的,如果一个人他连怕的权力都没有,你怎么期望他去爱?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压抑他的恐惧、压抑他的怕,这个怕,只能变成一种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的谈话只到这里。然后,我很愿意和大家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任何问题。

  问:大自然的灾害和疾病给人带来很多灾难,有人可以胜出,是否真的解决一切,还是会有更严重的后果呢?

  钱钢:唐山地震后,我们都佩带一个徽章,上有四个字: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不是“人一定能胜天”的意思。可是在很多年里面,我们都说,我们能战胜这个“天”。我想在上世纪末的时候,我们人类对于自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尤其是当互联网出现了以后,甚至是非常的骄傲。但是21世纪初,我想人类变得冷静多了,有许多未知的东西,SARS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说SARS是被我们战胜的,言之过早啊!我想,人类永远不要去说我们要去战胜自然,我们只能说,我们跟它和谐相处,我们去理解它、去了解它。

  问:你如何说服死难者的家人接受你的访问?写完《唐山大地震》之后会否对生命有另一种看法?

  钱钢:这个朋友的问题,是站在今天来说的。为什么呢?在今天SARS中间,我们如果去采访SARS死难者的家属,是很敏感,是需要特别慎重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在唐山大地震的时候,采访死难者的家属,决不像今天这样的敏感,需要谨小慎微。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充满了斗争,充满了仇恨,真的,人比较粗糙,我们也可以说是坚强。事实上,当年许多唐山人谈到死亡的时候,是很平静的,而且由于死亡的人数太大了,几十万人,身边到处都是死亡者。所以这个问题在当年唐山,不是一个问题。在今天SARS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我自己对于生命,可能有了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我本来就有的,我想我去送孤儿的时候,我对小孩子,对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本来就有的。我想一个健康的社会,它是使人们这种与生俱来的这种善良,能够健康地生长和发育,而不被压抑,不是被变成另外一种东西。

  问:究竟是人对社会灾害影响大,抑或是天灾对人的影响更为深远?

  钱钢:我们讲天灾,离不开讲人,有很多时候,灾害的后果之所以如此严重,就是因为有人的失误。还有一部分灾害,本来不是什么严重的灾害,但是某些人为了某些利益集团、某些政客的需要,他会利用这种灾害的信息,会有的,所以这样的,有的时候是人祸和灾害、天灾和人祸互为因果。

  问:您刚才说的“人”的观念开始出现在中国内地的文学,这代表日后的中国的新闻报道都会如此报道吗?这是否中国新闻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钱钢:在SARS中间中国内地新闻的变化,谈不上“里程碑”。毫无疑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日益地深入人心。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仅仅认识到人的重要性,那么在今天就不仅仅是一个道德概念上的“人”的重要性的问题了。因为大家要考虑在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政府的功能、在社会的功能,这个社会的体系,这个社会的各种公共事物,比如说教育,比如说新闻,比如说卫生事业,它如何健康地发展,才能确保人的权利。不仅仅是一种呼喊,所以说来日方长。中国新闻报道刚刚开始。刚才说的4月23日,这位学生的担惊受怕,可以放在《中国青年报》这份党报的头版,这只是刚刚开始,为什么2月份不可以呀?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很多人还在说假话嘛!对吧,张文康还说:大家来北京旅游,没有危险嘛!欢迎你们来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用一个健康的制度来保障个人的权利,是这个问题。

  问:请问自从发生唐山大地震后,你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天灾方面有何评价,有什么地方需要做出改善?钱钢:毫无疑问,从唐山地震到现在的27年中间,人们对于灾害的处理能力,我们叫危机处理能力,叫风险的管理,这种能力是开始增强了。但是,我们今天的防灾救灾体系,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做。这次公共卫生的漏洞大大地暴露出来了。SARS以后,CCTV专门去做了北京第一人民医院的内部的调查,才发现,这是最好最好的医院吗?还有那么多的漏洞需要解决。另外,我还要补充一点,SARS、地震和别的灾害有一个不同,就是它的未知性。台风、洪水都有很多的明确的预兆,你都有很多很成熟的对付它的办法;SARS没有,没有疫苗;地震,地震最可怕的是,什么时候要发生地震,全人类,不要说中国,不要说西方世界,也都不知道的,特别大的一个谜,人类对于地底下发生的很多变化,特别茫然。所以说,真的不能说大话,可能很多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
 
         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 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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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记者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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