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益：在巨变的时代，如何找到思想的位置？

相传小亚细亚弗里吉亚国王戈尔迪乌斯将他的马车献给宙斯，他用一个找不到绳头的死结将车轭系在车辕上，并立下神谕：能解开此结者将成为亚洲的统治者。几个世纪过去，无数聪明人来试过，没人解得开。直到亚历山大率军东征途经此地，他没有像前人那样费力寻找绳头，而是拔剑斩断绳结。亚历山大以此印证神谕，随后踏上征服亚洲的征程。

戈迪乌斯绳结的典故，成为“快刀斩乱麻”的经典意象，象征着用一种决绝的方式解决棘手难题。孙歌教授用这个典故做她新书的书名，恰恰提出了相反的问题：有些思想史上的绳结，不能一刀斩断，必须耐心拆解，哪怕永远解不开。因为那些绳结不是物理层面的死结，而是历史拧成的缠绕，牵一发而动全身，斩断它意味着斩断与过去的联系，意味着放弃理解问题本身。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思想巨变中的日本”。在这本书里，孙歌串起丸山真男、加藤周一、竹内好、上原专禄等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轨迹。这些叙述追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在历史的断裂处，人如何保持思考的尊严？当巨变来临，当原有的价值体系崩塌，思想者还能做什么？

《戈迪乌斯绳结》的故事从一位外交官之死开始写起。

外交官之死

1957年4月，开罗。加拿大驻埃及大使赫伯特·诺曼从寓所楼顶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消息传到西方世界，震动远不止于外交圈。诺曼不是普通外交官，他是日本史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著有《日本政治家的明治维新》等作品，他的研究为战后西方理解日本提供了重要参照。他的死，是麦卡锡主义余波的牺牲品，是冷战政治碾碎个人的典型案例。1950年代，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诺曼因其学术观点和对日本民主传统的正面评价，被怀疑有“左”倾倾向，遭到调查和监视。尽管他离开美国外交系统，转赴开罗任职，阴影始终追随。

孙歌没有把这个事件写成一个简单的控诉。她关心的是更深层的问题：诺曼为何在那个时刻选择死亡？他的学术研究与他的政治遭遇有何内在关联？他在日本近代史中寻找的“另一种现代化可能性”，与战后日本思想界关心的问题，有什么呼应？这些问题把诺曼与战后日本思想界联系起来。诺曼研究的不是日本的天皇制或军国主义，而是德川幕府末期和明治初年的民众运动，是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忽略的民主传统。他试图证明，现代化路径不止一条，日本内部曾经生长过不同于西方的可能性。这种研究本身，在那个年代就是一种抵抗。而他的死，成为思想史上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从诺曼事件出发，孙歌带我们进入战后日本思想家的世界。丸山真男是日本政治学的奠基人物，他的思想以理性著称，强调个人主体的确立。但孙歌的观察不止于此，她注意到丸山在战后的一系列论述里，始终面对一个难题：自由主义如何在危急时刻经受考验？不是和平时期的漂亮话，而是在压力之下还能不能坚持。丸山给出的答案，是对“伪个人主义”的警惕，是对真正主体的反复辨析。他相信思想的力量，相信在制度之外，还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内在尺度。

与丸山形成对照的是加藤周一。加藤是思想家评论家，他的文字以冷静明晰著称。战争期间他在法国学医，战后回到日本，目睹社会的狂热与幻灭。孙歌捕捉到他身上一种特殊的“冷彻”，在所有人都狂热的时候保持距离，在所有人都幻灭的时候也不随波逐流。这种冷彻不是冷漠，而是一种选择的自由。

而历史学家上原专禄在战后的言论，几乎始终与主流保持距离。“当历史事件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很难讨论它的意义。只有当事件结束之后，它在历史中定位才是可能的。”他含蓄地指出，不能把主观意志和历史意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把主观意志直接视为历史哲学。上原的立场在今天看来尤其可贵：在全民狂热时保持冷静，在胜利叙事中保持审慎。他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拒绝把个人立场等同于历史判断。这种态度，需要极大的思想勇气。

政治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这几个人身份不同，思考路径各异，但面对的是同一个难题：在巨变的时代，如何找到思想的位置？他们都没有简单给出答案，而是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夹缝里艰难跋涉。他们的思考看似各自独立，却共同编织成一张思想的网，捕捉着那个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思想的不同侧面

如果说丸山和加藤代表的是思想的不同侧面，那么竹内好就是那个把所有矛盾集于一身的人。在所有人物中，竹内好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这不只是因为孙歌多年研究他，写过《竹内好的悖论》，更因为竹内好身上集中体现了思想史中那些无法解决的矛盾。

竹内好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寻找亚洲的主体性。他拒绝简单模仿西方，也不同意退回传统。他提出“抵抗”的概念——在遭遇西方的过程中，通过抵抗而重塑自我。这种抵抗不是排斥，而是消化、转化、重新创造。这个概念后来影响深远，成为思考非西方现代化路径的重要资源。但竹内好本人的位置，却充满悖论。他身处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年代，他的思想形成于战争的阴影之下。他批判日本的侵略，却又不得不面对日本与亚洲的复杂纠葛。他对中国的关注，对鲁迅的研究，都带着这种悖论的痕迹。

孙歌呈现的是竹内好思想中的紧张与挣扎。竹内好不是站在岸边的观察者，而是身在河流中挣扎的人。他在《何谓近代》一文中提出的“抵抗”概念，本身就是在挣扎中产生的。他让我们看到，思想不是站在高处指点江山，而是在困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不断重新出发。

如果说丸山代表理性与秩序，那竹内好则是代表困境与突破。两者都很重要，但竹内好的挣扎更贴近思想者的真实处境。他身上那种无法调和的矛盾，恰恰是思想最动人的地方。

解不开的绳结

孙歌从诺曼事件出发，串起几个看似关联不够紧密的人物，这种结构本身就在呼应书名中的隐喻：思想的脉络不是直线，而是缠绕的绳结。诺曼事件作为全书起点，确实有力，但后面各章与这个起点的关联，有时显得略有松散。

但我倾向于把这理解为一种有意的选择。孙歌要处理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张网络。诺曼的死是个引爆点，但由此引发的思考，不可能始终围绕一个焦点。思想的触角伸向不同方向，接触不同人物，有些联系清晰，有些模糊，这才是思想展开的真实状态。强行建立整齐的逻辑链条，反而会损失这种真实感。那些看似松散的部分，构成了思想的丰富性。

“生死之间的人类尊严”这个主题贯穿全书，也超越了国界与时代。无论诺曼、丸山、加藤还是竹内好，他们都在不同意义上面对同一个考验：在历史的重压下，如何保持人的尊严？他们的答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相通：他们都没有放弃思考，没有放弃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时代。

这些日本思想家的思考，对今天意味着什么？他们处理的是日本的问题，是战后的问题，但这些问题的内核，远远超出时空限制。如何在巨变中保持主体性，如何在压力下坚持理性，如何在狂热中维持冷静，如何在悖论中继续前行……这些是所有人都会面对的问题。孙歌作为中国学者，几十年投身日本思想史研究，这件事本身就有意味。她不是隔岸观火，也不是简单移植，而是在借助这面镜子，反观自己的思想处境。这种跨文化的思想对话，本身就构成一种解绳的努力。

亚历山大挥剑斩断绳结，成就了英雄传说。但思想史里的绳结，往往不能这样处理。那些缠绕在历史深处的难题，需要耐心，需要审慎，需要在反复拆解中理解它们的纹理。有些绳结可能永远解不开，但解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思想的训练。

那些在历史夹缝中坚持思考的人，留下了怎样的轨迹。这些轨迹虽然不是标准答案，却成为某种路标。沿着这些路标，或许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来源：经观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