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为：《伍修权回忆录》：一本老实人留下的老实记录

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官方给他的评价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但如果仔细看他的一生，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他几乎从来不是历史事件的主角，但他却总在主角的身边。

这个特点，在他的职务上也有体现，他的职务上几乎总带着一个"副"字：外交部副部长、中联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特别法庭副庭长、中顾委常委。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位置，他晚年留下的《伍修权回忆录》，成了一部相当珍贵的史料，留下了一个"在场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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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修权1908年3月生于湖北武昌，原名吴寿泉，祖籍湖北大冶（一说阳新）。

他家里很穷。父亲是个手工业者，收入微薄。伍修权小时候上学全靠半工半读。但他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机缘，他读书的地方，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之一。

武昌、武汉一带在1920年代初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据点。陈潭秋、董必武这两位中共一大代表都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伍修权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陈潭秋、董必武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1923年冬天，经陈潭秋介绍，15岁的伍修权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10月，党组织决定派一批青年到苏联学习。17岁的伍修权被选中，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1925年苏联为培养中国革命干部专门设立的学校。这所学校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特殊地位，它培养出了一大批后来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培养出了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一批留苏学生。

伍修权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1927年9月，他又进入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1929年，他被分配到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1930年，他转为苏联共产党（布）候补党员。

这段留苏经历对伍修权一生有决定性影响：让他成了党内为数不多的"既懂俄文又懂军事"的人。这个特长在几年后把他推到了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

1931年5月，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候，伍修权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投入武装斗争。回国后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到中央苏区之后，最初担任的都是相对基层的军事和教育职务，如，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参谋，瑞金红军学校第一期连指导员、第二期政治营教导员、第三期军事团教育主任，军委模范团政委。这一时期他参与编写了红军早期的军事教材，编译了苏军战斗条令，参加了第三、四次反"围剿"。1933年部队整编，他任军委直属第三师政委，后改任福建军区汀连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型干部"的成长路径：他懂军事理论、懂俄文、能翻译苏军条令，但他没有自己的部队，没有政治山头，是个纯粹靠业务能力立足的人。

正是这种"纯业务"的背景，让党组织在1933年秋天把他调到了李德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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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秋天，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到达中央苏区。

李德的真名叫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德国人，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他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指导"军事工作的。但他不懂中文，需要一个翻译。

伍修权被选中。

从1933年秋到1935年遵义会议，伍修权给李德当了将近两年翻译。这两年正好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两年。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对李德有相当具体的描述：

李德这个人在中央苏区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名义上只是"军事顾问"，但实际上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当时党的总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极其信任李德。博古自己不懂军事，遵义会议前的中共中央军事决策基本上是"博古拍板、李德定计、其他人执行"的模式。

李德的指挥方式有几个致命问题。

第一，他用欧洲正规战争的思路指挥红军。他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分兵把口"、"短促突击"——这些都是阵地战、正规战的打法。但红军的力量远弱于国民党军队，根本不可能跟对方拼阵地战。毛泽东那种"诱敌深入、运动歼敌"的游击战思路被李德否定。

第二，他坐在地图前指挥，脱离实际地形和战场情况。伍修权回忆，李德在他的"独立房子"里，对着地图下命令，"图上作业"，根本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

第三，他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

第五次反"围剿"从1933年9月打到1934年10月，红军损失惨重，最终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这是李德、博古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直接后果。

伍修权作为翻译，全程目睹了这个过程。他既不是决策者，也无权改变什么，他只能把李德的命令一字一句翻译出去，再把别人的意见翻译给李德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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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红军继续在李德、博古的指挥下行动。湘江战役是个转折点，1934年11月底到12月初，红军在湘江与国民党军队血战，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让红军上下对李德、博古的军事路线的不满达到了顶点。

1935年1月，红军占领贵州遵义。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伍修权作为李德的翻译，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是会议室里唯一的翻译。

伍修权在回忆录里留下了一段非常生动的描述：

"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当时，别人基本上都是围着长桌子坐，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我也坐在他旁边，他完全是处在被告的地位上。别人发言时，我一边听一边翻译给李德听，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

遵义会议的结果是：博古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否定；周恩来作副报告，主动承担责任并批评李德、博古；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毛泽东作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李德、博古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并不是"毛泽东一步登顶"。

按照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收录）的原始记载，遵义会议的人事决定是：毛泽东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也就是说，遵义会议后，党内总负责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不久后接替博古"负总责"）；军事上的最后决心权也不在毛泽东，而在周恩来。毛泽东的角色是"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真正胜利，不是夺取了最高权力，而是进入了核心决策层，并在军事路线上取得了主导地位。他真正确立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是一个此后又经过了好几年、经过张国焘分裂、经过延安整风才最终完成的渐进过程。

伍修权在1982年的回忆文章《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星火燎原》丛刊）里也有类似同样的表述。他写道，遵义会议的成功表现出毛泽东的领导才能，但他特别指出了毛泽东在会议上的一个高明之处：

"他在会议上，只批临时中央在军事问题上的错误，没有提政治问题上的错误，相反还在决议中对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说了几句肯定的话。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英明决策。在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同志机智地制止了这种做法。正是这样，才团结了更多的同志，全力以赴地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

他看出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策略：只解决最紧迫的军事问题，不扩大打击面，从而团结最多的人。

他还说："客观地讲，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起第一位作用的是王稼祥同志。"

这个判断把遵义会议的"首功"给了王稼祥。王稼祥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毛泽东、提议由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这一票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关键一票"。伍修权作为在场者，写下这个结论，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遵义会议之后，伍修权不再给李德当翻译。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被取消了，也就不再需要专职翻译。伍修权改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了抢渡金沙江、吴起镇、直罗镇等战役。他从一个"翻译"重新变回了一个带兵的军事干部。

4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翻越夹金山，在四川懋功地区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次会师本来应该是件大好事。但它很快演变成中共党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分裂危机。

红一方面军经过长征，只剩下3万人左右，疲惫不堪。红四方面军有近8万人，实力强大，装备较好。张国焘看到这种力量对比，野心膨胀。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或者向川康边发展。他还借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件事，攻击中央，要求改组中央和中央军委。

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做了让步。在8月的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取代周恩来）。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

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按照原定计划，两路军过草地后应在班佑、巴西地区会合，然后一起北上。

但张国焘到了草地之后，开始拖延、变卦。1935年9月9日，张国焘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据传他还发了一份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

伍修权这时正在右路军中，他亲历了这场分裂危机最惊险的一幕。关于那份"武力解决"的密电，伍修权的态度极其诚实：

"据说还发过一份要'武力解决'的密电。我从未见过这份电报，史实到底如何留待党史研究者去考证核实，但不论有没有那份电报，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确有行动，已是事实，我也是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之一。"

他区分了"我亲眼所见的"（张国焘分裂的行动）和"我没有看到的"（那份密电）。

接下来是他看到的：

"当我们越过草地到达巴西一带时，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连夜赶回中央报告了张国焘闹分裂的紧急情况。毛泽东为防意外，带着中央机关和一、三军团连夜离开驻地。我所在的10团奉彭德怀军团长之命，负责保卫中央机关。"

接下来是整个长征史上最戏剧性的场景之一：

"那天清晨，我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正和三军团的彭德怀、杨尚昆和叶剑英等在一座大庙旁议事。我们听说张国焘要派部队来，血气方刚的10团政委杨勇气愤地说，他们要来，我们就坚决打！毛泽东听到了忙过来说，打不得，打不得！这时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了，命令原四方面军的人都跟他走，'南下吃大米去，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我们许多人都很生气，毛泽东却冷静地去劝阻李特……毛泽东还是耐心开导他说，北上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任何个人不能随便改变。"

在那个一触即发的时刻，毛泽东选择了"不打"。他明白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一旦发生，对整个革命是灾难性的。他宁可让中央机关连夜悄悄离开，也不愿意跟红四方面军的人开火。

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最终到达陕北。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和部分右路军南下，1935年10月在四川卓木碉另立"第二中央"，自任"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党籍。

张国焘的南下最终失败：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川康地区损失惨重，从8万多人锐减到4万多人。1936年，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人的努力下，红四方面军最终北上，与中央会合。1937年，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在延安受到批判。1938年，张国焘借祭黄帝陵的机会逃离边区，投靠国民党，最终被开除党籍。

伍修权是这场分裂危机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记述为后人理解张国焘分裂事件提供了一个"边缘视角"。

5

到达陕北之后，伍修权继续在军事系统工作。

1936年4月，他任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7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即。伍修权的工作开始从纯军事转向军政结合；

1937年12月，他升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负责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

这是伍修权第一次担任比较重要的行政领导职务。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秘书长这个职务相当于政府的"大管家"，要处理大量具体的行政事务。

但伍修权在这个岗位上没干太久。1938年2月，因为他懂俄文、有外事经验，党组织又把他调到了一个特殊的岗位——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

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简称兰州"八办"）的位置极其特殊。

兰州是西北重镇，是连接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关键节点。抗战时期，苏联援助中国的物资：飞机、汽车、武器、汽油，很大一部分是经过新疆、甘肃这条线运进来的。兰州"八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接收、转运这些苏联援华物资。

由于兰州"八办"经常要跟苏联的外交和军事代表机构打交道，中央就决定把精通俄文的伍修权调来当处长。

从1938年2月到1941年，伍修权在兰州"八办"工作了三年多。当时代表中共中央在甘肃做统战工作的是谢觉哉，是伍修权的直接领导。

兰州"八办"的工作内容相当繁杂：第一，接收和转运苏联援华抗战物资；第二，接送过往的中共领导人和干部。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等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大批革命同志，都经过兰州"八办"转送；第三，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1936年底到1937年初，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全军覆没，大批西路军人员流散在甘肃、青海一带。兰州"八办"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找、营救、收容这些失散的西路军战士；第四，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和秘密工作。

兰州"八办"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里的一个公开的中共机构，处境相当微妙和危险。1940年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到兰州布置反共措施。中共甘肃工委受到严重破坏，许多同志被捕。

按《伍修权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记载，面对这种险恶形势，伍修权关照有关同志提高警惕，为保存革命力量，安排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同志到办事处换上八路军军衣，以"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身份躲过敌人搜捕，再护送去延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兰州"八办"受到更严密的监视，门口经常有伪装成修鞋摊的特务，隔壁有密探开的饭馆，房后城墙上有游动哨整日窥望。伍修权外出就有特务跟踪。在这种环境下，他利用各种机会与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接头，维持着这个国统区据点的运转。

兰州"八办"被称为"西北国统区救亡运动的一盏明灯"。伍修权在这盏灯下工作了三年多，积累了大量在复杂环境中开展工作的经验。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础——外交本质上也是在复杂、敌对、微妙的环境中维护本方利益的工作。

6

1941年，伍修权从兰州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一局局长，后任作战部副部长。

他回到延安的时候，正好赶上延安整风运动的酝酿和展开。

延安整风是中共党史上一次极重要的运动。它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开始酝酿，1942年2月正式展开，到1945年党的七大前基本结束。

整风的核心目标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其中最主要的打击对象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路线。

伍修权本人是留苏出身，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跟王明、博古这些"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同一所学校出来的。但伍修权跟王明、博古有一个根本区别，他不是教条主义的"执行者"，而是教条主义的"反对者"。他给李德当翻译的两年里，亲眼看着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如何把红军带向灾难，这种亲身经历让他对教条主义有一种"过来人"的清醒：他知道那套从苏联搬来的、脱离中国实际的理论，在战场上是行不通的。

延安整风对伍修权个人的意义在于：它完成了他思想上的一次转变。他从一个"懂俄文、懂苏军条令、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留苏技术干部，转变为一个认同"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认同毛泽东路线的革命者。

这个转变不是伍修权一个人的转变。它是整整一代留苏干部的转变。伍修权作为留苏出身又亲历教条主义恶果的人，在这场转变中站到了毛泽东这一边。

值得指出的是，延安整风后期出现了由康生主持的"抢救运动"，大规模的逼供信、扩大化的肃反，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这是延安整风中不可回避的部分。伍修权回忆录对整风的记述总体上是肯定的，但整风运动复杂的两面性，是后来党史研究中持续讨论的话题。

7

抗战胜利后，伍修权奔赴东北。

1945年到1949年，他在东北从事军事和军调工作，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军工部政委、沈阳卫戍区司令员等职。这一时期他还做了几件有意思的事：

一批日本空军人员向中共投降，伍修权根据彭真的指示，亲自做这些人的工作，接收他们为解放军服务，使解放军很快在牡丹江建起了第一所航空学校。

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辗转到达东北葫芦岛，伍修权代表毛泽东、朱德欢迎慰问起义官兵，并以他们为基础筹建了解放军第一所海军学校。

也就是说，伍修权为解放军空军、海军的创建都做了人才方面的准备工作。这跟他懂军事、懂技术、善于做复杂对象的工作的特长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的工作正式转向外交。

1949年，他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1月，他随周恩来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参与起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的俄文专长在这里又派上了用场。

1950年11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作为中国政府特派代表赴联合国安理会发言。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亮相。

伍修权在发言中驳斥了"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中立化"、"联合国托管台湾"等论调，发表了谴责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长篇演说。这次发言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是新中国第一次在国际最高讲坛上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这个案子最终的结果是：以1票赞成（苏联）、9票反对、印度代表缺席的情况下被否决。这次联合国之行从外交结果上讲并不成功，但它的象征意义重大。

1950年12月，伍修权任外交部副部长。

8

1955年，伍修权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

这个任命背后有一段极其复杂的国际背景。

南斯拉夫是个特殊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由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夺取政权——不是靠苏联红军打下来的。这一点让铁托从一开始就有相当强的独立性。

二战结束后，苏联想控制南斯拉夫，遭到铁托抵制。1948年，斯大林一怒之下，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苏南两国关系。斯大林指责铁托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投靠帝国主义阵营的法西斯集团"。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跟着苏联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和孤立。

中国当时的处境很微妙。

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正需要苏联的支持，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按《伍修权与南斯拉夫》一文的分析，斯大林当时甚至怀疑毛泽东是不是"铁托式的人物"，也就是怀疑中共会不会也搞独立、不听苏联的话。

为了消除斯大林的疑虑，毛泽东要格外表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立场。虽然，新中国成立才5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表示愿意建交，但中国为了向苏联表忠心，没有回应南斯拉夫的建交请求。

这一搁置就是好几年。

转机出现在1953年。这一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开始解冻。1954年，苏共派代表来华，向毛泽东说明1948年情报局开除南共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建议中国也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中国这才做出迟到的回应。

1955年1月2日，中国与南斯拉夫正式建交。

派谁去当首任驻南大使？

这个人选必须很慎重。南斯拉夫的情况极其复杂：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又跟苏联闹翻过；它独立性强，但又刚刚跟苏联和解；中国跟它的关系建立在中苏关系的微妙变化之上。派去的大使必须政治地位高、经验丰富、善于在复杂环境中工作。

伍修权被选中。

伍修权自己对这个任命的态度是积极的。他认为自己搞外交已经四五年，但很少出去，应该到外面去积累实践经验，而且南斯拉夫情况复杂，正好可以锻炼自己。于是他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1955年3月1日，毛泽东任命伍修权为首任驻南斯拉夫大使。5月24日，伍修权赴南履职。

伍修权在南斯拉夫当了三年多大使（1955年5月到1958年9月）。这三年里，他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不是搞了什么轰轰烈烈的外交事件，而是客观、全面地考察南斯拉夫。

这一点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

当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南斯拉夫的"标准看法"是苏联定下的调子，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但伍修权作为驻南大使，没有简单地接受这种现成的判断。他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和分析。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跟他延安整风时确立的思想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不照搬现成的教条，从实际出发做判断，但伍修权个人的努力，挡不住大势。

1958年前后，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随之逆转，1958年，中国发起了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大批判。中南关系再次急转直下。

伍修权1958年9月离开南斯拉夫。他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从事政党外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回国后的伍修权，多次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国际共运会议，而那些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一个曾经客观考察过南斯拉夫、为中南正常关系打基础的大使，回国后不得不参与对南斯拉夫的批判。

这种个人立场与国家路线之间的撕裂，是那个时代许多外交官的共同命运。

9

1958年到1966年，伍修权任中联部副部长，正好赶上中苏关系全面破裂、中苏大论战的时期。

这一时期，伍修权多次率团出席苏联、东欧国家的党代会和国际共运会议。在中苏关系恶化的背景下，中共代表团在这些会议上经常受到苏联带头发起的批评和围攻。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伍修权的厄运来了。据公开资料显示，伍修权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挺身而出保护王稼祥等领导干部和受迫害的群众，坚决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做法，与他们进行了斗争。他遭到残酷迫害，被关押监护长达八年。

王稼祥是遵义会议上投出"关键一票"、第一个支持毛泽东的人。伍修权在回忆录里把促成遵义会议的"第一功"给了王稼祥。文革中，当王稼祥受到迫害时，伍修权挺身而出保护他。

这种几十年的情谊和担当，在那个人人自危、互相揭发的年代是相当难得的。

1975年，伍修权获得解放；

1975年1月，他当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4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分管情报和外事工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伍修权热烈拥护。1977年8月，他出席中共十一大，被选为大会主席团委员，当选中央委员；

1978年1月前，他兼任总参谋部二部（情报部）部长；

1980年，伍修权迎来了他一生中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

这一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伍修权担任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副庭长、第二审判庭审判长。

也就是说，他在72岁这一年，亲自参与了对林彪、江青这两个集团的审判。

审判结束后，1982年9月，伍修权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7月，他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晚年的伍修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写回忆录上。他的《伍修权回忆录》、《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回忆与怀念》等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1997年11月9日，伍修权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

来源：往日风